1948年12月21日深夜，北京西郊的清华园，校长办公室灯火通明，梅贻琦收拾着文件，一封封学生信件塞入手提包，外头寒风里几位学生站了许久，不肯离开，他即将登上飞往南京的专机，这是他在北平最后的一个夜晚。他没对任何人解释太多，只轻轻说了句：“我若留下，恐怕反而保护不了清华的未来。” 那年冬天，北平即将“和平解放”，很多人留下，也有很多人走，梅贻琦作为清华大学的校长，这一走，并非为了仕途，也不是为了安稳。 他只是做了一个选择，艰难到一句话都说不出，那天的清华园，一夜无眠。 1948年底，清华园气氛极为复杂，学生之间时常低声争论老师去留，教授们的态度也各异。 有人劝梅校长留下，说新政权对知识分子不会苛待，也有熟人劝他走，说清华基金若留在大陆，可能被“统一管理”，梅贻琦不公开表态，只是在办公室里越来越晚才回家。 他是有立场的，早在解放前数月，国民政府就派人劝说他赴台任职，甚至提出进入行政院担任文化部长。 他一一婉拒。他说过一句话：“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出来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代。” 他既不愿站在政治场上，也不愿置身斗争旋涡，他只是一位教育家，一位被迫离开讲台的清华人。 走之前，他留下了一纸叮嘱，让学校师生保持安定，交接顺畅，不要制造混乱，梅贻琦走得很低调，只带了几件行李。 他没有去台湾，而是坐飞机到南京转道香港，从香港前往巴黎。 1949年，梅贻琦以中国代表团主席身份，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 那时他并不轻松，政治局势变得越来越清晰，大多数国民政府人士已经开始向台湾撤离，他却去了纽约，住进华美协进社，成为一个基金的守护人。 这笔基金来历不凡，原是庚子赔款的一部分，清华大学最初就是用这笔赔款创办的，梅贻琦此行也是受托负责监督这笔基金的去向。 清华学生、学者在美国的生活支出，全靠这笔钱，他白天审核资助申请，晚上逐封写回信。 谁的费用不够，谁家遭遇变故，他都要过问，有时候连点一顿热饭的时间都抽不出来。 他常说：“我不是不回去，我总得把这点钱用对了。”这是他常年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有人问他打算怎么用这些钱，他说不急，得等机会，机会是等到了，1955年，台湾来电，要他回去重建清华。 这不是他第一次接到这样的请求，但这次不同，他早年一再拒绝入阁，如今却答应了。 电报上说：原子科学是台湾未来关键，要以清华旧有的基础，建新竹清华大学，先设研究所，再逐步发展，他犹豫了几日，还是收拾行李，从纽约启程，经旧金山转往台北。 新竹是他亲自挑的，他带着一群技术人员和几位学者，围着整个台湾勘查。 到新竹时，他站在山坡上，脚下是开阔的平原和蜿蜒的水道，他说：“这里可以建一个好学校。”选址之后，他不急着扩招，而是从最基本的科研做起。 1955年，他筹建了“原子科学研究所”，那就是日后台湾清华大学的前身。 起初经费紧张，他用清华基金一笔笔划拨，每一笔账都写在他自己的小账本上，他不让秘书代劳，怕出错。 他亲自挑人，邀请旅美、旅日、旅欧学者回来授课，还把当年清华校训和教学制度带了过去，他说：“清华要传下去，就得从这里开始。” 他的家人也一度分隔两地，梅夫人韩咏华1951年从香港带着孩子飞到纽约，一家人在异国重聚。 日子清苦，也平静，他最小的女儿在纽约上学，梅贻琦白天工作，晚上帮女儿改作文，那几年，他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写。 每一封都有记录，有的还夹着学生的照片，他说这些学生将来不一定留在台湾，但他们代表清华的骨血。 1954年春天，他在纽约机场送走了儿子梅祖彦，那是父子俩最后一次见面。梅祖彦这次出国名义上是去台湾开会，但他选择绕道法国回大陆。 他对父亲说：“我会把清华的精神带回来。”梅贻琦没有再追问。机场人来人往，他只说了句：“祖彦，记住你是清华人。” 他是清华人，清华，也活在他一生的每一个决定里。 参考资料： 《梅贻琦先生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 《清华百年人物志·梅贻琦卷》，清华大学校史馆编，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