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天津，地下党王士光与王兰芬为了掩人耳目，假扮一对夫妻，在英租界租了房子秘密开展电台工作，然而没过多久，他们的不正常的夫妻生活，引起了房东的怀疑。 1938年的天津，战火纷飞，日军占领下的城市暗流涌动。在这混乱的年代，王士光和王兰芬两位地下党成员肩负重任，假扮夫妻潜入英租界，用一台秘密电台传递抗战情报。他们的生活看似平凡，却藏着惊心动魄的秘密。然而，假夫妻的日子没多久就露出了马脚——不寻常的生活习惯让房东起了疑心。这对“夫妻”如何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坚持使命？ 王士光，1910年出生在北京一个显赫家庭，父亲是北洋政府的高官，家里条件优越。他从小就聪明过人，考上了清华大学，学的是电气工程。那时候，日本侵略的阴影笼罩着中国，大学里的学生运动让他开始思考国家的未来。他参加过抗议日本侵略的游行，慢慢被共产主义思想吸引。毕业后，他在一家国营电台公司工作，但心里早就倾向了共产党。他的专业技能，特别是对无线电技术的精通，让他成了地下党的宝贝。 王兰芬，1915年出生在河北农村，家里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她小时候没读过什么书，但天生一股倔劲儿。年轻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凭着聪明和胆识在组织里崭露头角。她没王士光那样的学历，却有种天生的机敏和适应能力。她参加过不少宣传活动，鼓动乡亲们反抗压迫，后来被党组织看中，调去做更危险的工作。1938年，她和王士光被安排搭档，前往天津执行秘密任务。 这两人背景完全不同，一个是城里的知识分子，一个是乡下的革命者，但他们有个共同点——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念。党组织选中他们，不是随便点的。王士光的无线电技术是任务的核心，王兰芬的灵活应变则是保障。他们俩搭档，既是技术与智慧的互补，也是对任务成功的最大保证。那时候，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第二联合阵线”让地下活动变得更加频繁，他们的使命就是在敌占区架起一座信息桥梁。 1938年初，王士光和王兰芬带着任务来到天津。这座城市当时是日军占领的重镇，但英租界还保留着一丝独立性，像个避风港。他们租了一间不起眼的小公寓，装作刚结婚的小夫妻，开始了秘密电台的工作。英租界的特殊地位让他们暂时避开了日军的直接监控，可这并不意味着安全。 王士光负责电台的搭建和操作。他把设备藏在卧室的一个暗格里，每天小心翼翼地调试天线、发送密码电报。那时候，电台是地下党的重要命脉，能把日军动向、物资情报传给后方的抗战力量。他得保证信号稳定，还要避免被敌人侦测到。王兰芬呢，就负责“演戏”。她白天忙着做家务，跟邻居聊聊天，装出一副贤妻良母的样子，晚上就盯着周围的动静，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 不过，假夫妻终究不是真夫妻。他们的生活模式跟普通人不太一样。比如，他们很少像正常夫妻那样公开亲近，也没什么甜言蜜语。晚上，王士光老是忙着捣鼓电台，机器发出的低鸣声在安静的夜里特别刺耳。王兰芬虽然尽力掩饰，可她那股子农村来的直爽劲儿，跟王士光那种书生气质搭在一起，怎么看都不像一对恩爱夫妻。 房东是个爱管闲事的老头，很快就察觉到不对劲。他发现这对“夫妻”夜里老不睡觉，还总有奇怪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有一次，他趁王兰芬出门买菜，偷偷凑近窗户听了听，觉得那声音不像收音机，倒像是某种机器在运作。他开始怀疑这俩人不是普通租客，甚至猜他们可能在干啥见不得光的事儿。他没直接报警，但开始旁敲侧击地问东问西，想套出点线索。 面对房东的怀疑，他们俩不能坐以待毙。王兰芬急中生智，说王士光是个无线电爱好者，晚上喜欢摆弄设备。她还特意把房东请进屋，给他看了一套伪装成收音机的假装置。这招暂时稳住了房东，可他们心里清楚，这只是权宜之计。房东的眼睛还盯着呢，危险随时可能降临。 那段时间，天津的局势越来越紧张。日本宪兵队，也就是“宪兵队”，开始加大对地下活动的搜查力度。英租界虽然有点特殊，但也不是铁板一块。电台工作本来就风险高，他们还得应付房东的怀疑，双重压力让他们喘不过气来。 房东的怀疑只是个开始，真正的危机还在后面。日本宪兵队早就听说英租界里有可疑的电波信号，他们开始收网。王士光和王兰芬意识到，再待下去迟早暴露。他们赶紧销毁了部分证据，把电台拆了，准备撤离。有一天晚上，宪兵队突袭了英租界，他们的公寓差点被搜到。幸好王兰芬提前发现了街上的异常，拉着王士光从后门溜了出去。 离开天津后，他们没停下脚步。王士光凭着技术，继续在别的抗战前线帮忙修设备、建通讯网络。王兰芬则投身到妇女运动中，组织群众支援抗战。他们的任务虽然中断了，但精神没垮。那台秘密电台虽然只运作了几个月，却为抗战传递了不少关键情报，比如日军的补给线位置、部队调动情况，这些都让后方的指挥部能更好地应对敌人。这对革命夫妻，直到1947年底才重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