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工业化本可以成为救国的良方,但清政府却选择了拒绝。这背后,其实藏着满清统治者深深的“心机”。
满清统治者始终担心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强大了,那一定是汉人强大了,而满族的特权地位又该如何维持呢?事实证明,清末新政确实让汉人力量崛起,最终埋葬了满清王朝。
满清统治者心里很清楚,自己的统治基础太薄弱。满族人口少,八旗子弟到了晚清更是变成了提笼遛鸟的纨绔子弟,早没了当年入关时的锐气。他们害怕汉人一旦掌握了工业化的力量,有了新思想和新武器,满人的特权地位就保不住了。所以,任何可能壮大汉人力量的变革,在他们看来都像是催命符。
洋务运动的兴起,并非满清朝廷主动求变,而是被逼无奈。太平天国闹得太凶,八旗兵根本顶不住,清廷才不得不让曾国藩、李鸿章这些汉臣组织团练去对抗太平军。汉臣们在前线打仗,发现光靠大刀长矛不行,必须学习西方,造洋枪洋炮,办工厂。这才有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清廷虽然被迫点头,但心里极不情愿,只想利用汉人的力量先平定内乱,等局面稳了,再慢慢收拾汉人。
曾国藩的湘军平定太平天国后,功高震主,满清立刻坐不住了。他们找借口说天京城里的财宝不见了,想借机整顿湘军,削弱曾国藩的兵权。但曾国藩也不是软柿子,硬是顶了回去。慈禧太后上台后,权术更是老辣。她挑拨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关系,扶持李鸿章的淮军来制衡湘军,还借“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敲打湘军势力,一步步把汉人地方大员的权力架空。这些手段都是为了确保满人的绝对统治,至于国家能不能因此强大,那是次要的。
到了甲午战争,满清这种“家天下”的心态更是暴露无遗。北洋水师是李鸿章的心血,也是洋务运动的门面。但朝廷里,光绪皇帝年轻气盛,急于建功立业,想通过战争来树立权威,顺便削弱李鸿章的势力。当时就有说法,“打赢了平东洋,打输了平北洋”,这话把满清高层的真实意图点得透透的。仗打起来,后方指挥混乱,命令互相矛盾。李鸿章主张“保船制敌”,光绪却严令决战。结果,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战败后,清廷不反思自己的问题,反而把李鸿章当成替罪羊,革职的革职,羞辱的羞辱。
甲午惨败,国家元气大伤,可对满清权贵来说,只要能压制住汉人势力,似乎比什么都重要。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光绪仓皇西逃,狼狈不堪。要不是各地汉族督抚搞了个“东南互保”,加上义和团的抵抗,大清国可能就提前散伙了。
痛定思痛,慈禧也知道再这么搞下去不行,于是搞起了“清末新政”,重用袁世凯、张之洞这些汉人,希望能挽回颓势。新政一度让清朝财政好转,军队也编练起来。可一旦局势稍稍稳定,“崇满抑汉”的幽灵又回来了。慈禧很快就把权力收回到满族亲贵手中,袁世凯、张之洞等人被明升暗降。等慈禧一死,载沣监国,更是变本加厉,推出了“皇族内阁”,内阁成员里满人占了绝大多数,汉人精英彻底失望。这“皇族内阁”一出,等于是把所有汉人精英都推到了对立面。本来还对清廷抱有幻想的立宪派,也彻底寒了心,转而同情革命。
满清统治者机关算尽,总想着压制汉人,保住自己的特权,却忘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他们彻底失去民心,尤其是汉族精英的支持时,离垮台也就不远了。武昌城头一声枪响,南方各省纷纷独立,看似庞大的清帝国,转眼间就土崩瓦解。
说到底,不是工业化本身有什么错,而是满清统治者那种狭隘的民族私心,让他们宁愿抱着祖宗的牌位沉沦,也不愿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共同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权,最终被历史抛弃,实在是咎由自取。
尊者红男爵
难得有这么有见地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