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由韩宗琦负责为其穿寿衣，可当韩宗琦接过卫士们递过来的寿衣后顿时生气了：“你们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拿出这样的衣服？你们跟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吗？！” 1976年1月8日深夜，北京医院太平间里的灯光显得格外刺眼。韩宗琦副院长刚刚完成了他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一次解剖手术，双手还在微微颤抖。三个小时前，这位躺在解剖台上的人还是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现在却成了一具冰冷的遗体。 解剖的结果让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都忍不住哭出了声——周总理的五脏六腑几乎全部被癌细胞侵蚀，从1972年确诊膀胱癌开始，短短四年时间里，癌症已经在他体内肆虐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原本身高一米七多的周总理，此时体重只剩下30.5公斤，皮包骨头的身体上布满了13次手术留下的伤痕。 解剖工作结束后，接下来就是为周总理整理遗容，穿上寿衣。按照惯例，这本该是一个庄重而肃穆的过程。韩宗琦擦干眼泪，准备迎接卫士们送来的寿衣。他心想，像周总理这样的国家领导人，寿衣应该是精心准备的新衣服才对。 然而，当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怯生生地走进太平间，将一摞衣服递给韩宗琦时，这位见多识广的医生瞬间愣住了。他展开那件灰色的中山装，仔细一看，衣服不仅款式陈旧，布料也已经发白，虽然没有补丁，但明显已经穿了很多年。再看那件衬衣，领子和袖口都是后来换上的，颜色都不太一样。 韩宗琦的怒火一下子就冲了上来。作为医院的副院长，他见过太多达官贵人的身后事，哪个不是绫罗绸缎，风光体面。可眼前这位为国操劳一生的总理，身后竟然连一套像样的新衣服都没有。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韩宗琦的声音在太平间里回荡，＂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 张树迎和高振普被这突如其来的质问吓了一跳，两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们跟着周总理这么多年，太了解总理的性格了。平时给总理添置一件新衣服都难如登天，总理总是说旧的还能穿，不要浪费。可现在要向韩医生解释这些，他们一时间竟不知从何说起。 ＂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行不行？＂韩宗琦越说越激动，＂你们跟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吗？＂ 这句话像一把刀子一样刺进了两个卫士的心里。他们何尝不想给总理准备最好的寿衣，可这确实是总理和邓大姐的一贯作风。 正在这时，邓颖超走了进来。她看到韩宗琦激动的模样，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这位坚强的女性，在刚刚失去相伴一生的爱人后，脸上带着深深的疲惫，但声音依然平静。 ＂韩院长，这是恩来的作风。＂邓颖超的声音有些哽咽，＂平时为他添置一件衣服都很难，他总说旧的还能穿。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要为他浪费钱了。新的旧的都一样，最后一把火都烧掉的。＂ 韩宗琦拿着这套破旧的寿衣，思绪一下子飘到了几年前的一个场景。那是1974年的夏天，周总理因为膀胱癌病情加重，不得不离开工作了25年的中南海西花厅，住进了305医院。韩宗琦作为医院的副院长，曾经多次去病房看望总理。 那时候的总理已经被病魔折磨得十分消瘦，但他住的病房和普通病人没什么两样，简单得让人心疼。床头柜上放着几本已经翻得发黄的文件，桌子上摆着一个搪瓷茶缸，就连床单被褥都是医院的标准配置，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 更让韩宗琦印象深刻的是，总理每次穿的衣服都很朴素。有一次他去病房汇报工作，正赶上护士帮总理换衣服，那件病号服下面的内衣竟然打了好几个补丁，有些地方的线头都露出来了。护士小心翼翼地帮总理穿上外衣，那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袖口和领子的地方都有明显的磨损痕迹。 ＂总理，要不要换件新的？＂护士当时小声问道。 周总理摆摆手，笑着说：＂这件还能穿，不要浪费。＂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回答，却让韩宗琦至今记忆犹新。后来他了解到，总理的这些衣服，少的穿了几年，多的穿了十几年。邓颖超曾经想给他买新衣服，总理总是说旧的还能穿，坚决不同意。 1975年9月7日，已经病入膏肓的周总理，不顾医护人员的再三劝阻，坚持会见了罗马尼亚代表团。那天的会面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总理强忍着病痛，认真听取汇报，详细询问各种问题。会见结束后，总理累得几乎站不起来，但脸上依然带着微笑。 当外宾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时，总理很坦然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这句话后来成了总理留给世人的经典话语之一。 到了1976年1月7日夜晚11点，弥留中的周总理忽然从昏迷中醒来，用微弱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对身边的吴阶平大夫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周总理生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想的还是别人，想的还是那些需要帮助的同志。第二天上午9点57分，这位为国为民操劳了一生的总理与世长辞，终年7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