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投降后，宋子文见到旧情人盛爱颐，亲切地主动上前搭话，不料盛爱颐根本不正眼看他，事后每当有人问起这件事，盛爱颐只是冷漠的说了一句话。
1917年，上海盛家花厅的阳光穿过树叶洒下光斑，刚从美国回来的宋子文跟在盛家四少爷盛恩颐身后踏入这里，当盛恩颐向妹妹介绍这位客人时，盛爱颐好奇地打量着这位年轻的留学归客。
当盛恩颐向妹妹介绍这位客人时，盛爱颐好奇地打量着这位年轻的留学归客。
他谈论着西方见闻和抱负，眼神明亮，这在循规蹈矩的深宅里显得如此不同。接下来的日子，宋子文常来盛府。
一次，他教盛爱颐写英文信函，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盛爱颐写完一个句子，忽然笑起来表示，这口气，倒不像写给父亲，像写给心上人的。
这份情愫没能躲过庄夫人的眼睛。
盛爱颐的母亲很快出手，将宋子文调离了盛家。
分别前夜，盛爱颐悄悄找到宋子文。面对他承诺将来娶她的话语，她没有哭泣抱怨，只从衣袖里拿出一枚薄薄的金叶子塞到他手中，让她带着。
她选择了在母亲的安排下等待。1921年，已在广州政府崭露头角的宋子文寄来一封书信，提议带她私奔离开上海。盛爱颐捏着信，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最终，她拿起笔，只写了三个字回信：“不能奔。”
她所受的教育、盛家的门楣都清楚地告诉她，“聘为妻，奔为妾”。
她执拗地守着门第的规矩，赌的是宋子文终有一天能体面地回来求娶。
这场等待持续了整整六年。六年间，宋子文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报纸上。
他成了掌握国家财政命脉的大员，身居高位，风光无限。
盛爱颐在盛宅深闺里，默默关注着这些消息，等待着那个渺茫的归期。
然而，1927年《申报》社会版上的一组照片，彻底击碎了她的期待。
照片里，穿着笔挺礼服的宋子文身旁，是笑容温婉的张乐怡。
报道详尽描绘了他们盛大婚礼的细节，盛爱颐将自己关在房内，没有哭泣，只有长久死寂般的沉默，她慢慢叠好那份报纸，一丝声音也无，动作里透着决绝的冰冷。
盛家女儿终究不可能一辈子独守。
1930年，在母亲的安排下，盛爱颐嫁给了表哥庄铸九。
面对外间流传的“盛家老姑娘终于嫁了”的闲言碎语，她只是淡然一笑：“该醒了。”
庄铸九性情温和务实，对她也保持着相当的敬意。
婚后的日子平静无波，抗战爆发后，庄铸九拒绝替日伪效力，带着盛爱颐和子女前往苏州避居。
在苏州的深宅里，盛爱颐彻底疏离了上海滩的名利场，仿佛将前半生的故事完全封存。
偶有旧识提起宋子文的名字，她立刻打断：“别说那些人。”语气里是彻底的、毫不关心的漠然。
因此，当宋子文在抗战胜利后重返上海，听闻盛爱颐也回到了这座城市时，1930年那个“该醒了”的声音似乎还在耳边回响。
然而，一次家庭聚会上的偶然失言，他脱口问出：“爱颐还在不在？”
瞬间的死寂惊醒了他，他记起1946年跑马厅中那份彻骨的冷漠。
不甘心驱使着他。他听说盛家会在另一次聚会上出现，仔细整理着装有如赴一场迟到的约。
在衣香鬓影中看到盛爱颐背影的刹那，时光仿佛倒流回了1917年的花厅。
他几乎是迫切地上前，试图挽回些什么，那句“我丈夫还在等我”如一盆冰水，浇灭了所有残留的火花。
之后，无论他通过姐姐宋庆龄委婉传话，还是借着家族聚会试图接近，得到的回应都是冰冷的拒绝。
那个曾握着他手递过金叶子的女孩，早已在三十年的世事沧桑里决绝地关上了心门。
1949年，当宋子文准备再次远渡重洋赴美时，曾向盛家传递过一个建议：一起走。
或许这是他挽回或补偿的最后尝试。
盛爱颐的回答异常迅速和明确：“化不开的账，没必要再算。”
晚年的盛爱颐住在上海一条弄堂里极为普通的房子里，紧邻着化粪池改造的居所。
生活固然清简，当曾有交情的旧友探望时询问为何不接收宋先生的资助，她平静地放下茶杯：“大家早就各自有家，何必再添麻烦。”
旧情如同陈年旧账，既已尘封，便再无翻开的必要。
而在大洋彼岸宋子文的晚年时光里，那张他与盛氏家族老照片上，他站的位置在最角落，脸微微侧开。
历史记录了这个男人一生在政经领域的翻云覆雨，却没能记录下那张照片伴随他度过的最后时光里，那道投在照片之外的目光中，是否包含着一段永远无法解开的旧账和无言的憾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