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造反一年就死了, 为何安史之乱却还是打了八年呢？ 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叛军主帅安禄山正在邺城休养，突然遭到亲信臣子安庆绪的伏击。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藩镇统帅，在自己儿子的策划下惨遭杀害。当时的人们都以为，随着安禄山的倒下，这场震动天下的叛乱也该告一段落了。然而，历史的走向总是出人意料，这场叛乱不但没有结束，反而愈演愈烈，最终持续了整整八年之久。 为什么会这样？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回到安禄山崛起的过程。早在天宝年间，安禄山就已经在范阳（今北京）、平卢（今辽宁）、河东（今山西）三镇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基础。这三镇地处北方边疆，常年与外族对抗，拥有精锐的军队和充足的军需物资。更重要的是，安禄山通过长期经营，在当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集团，将士们彼此之间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关系网络。 安禄山起兵之时，范阳三镇的军队规模已达十五万人，这些士兵大多是世代从军的职业军人。他们与中原腹地的百姓不同，军队就是他们的家，战争就是他们的生活。正是这样的军事传统，让叛军即便在主帅战死后依然能够保持战斗力。这支军队更像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而不仅仅是一支反叛力量。 安禄山死后，权力很快转移到了安庆绪手中。有趣的是，安庆绪虽然杀父夺位，但并没有动摇叛军的根基。这说明叛军内部的凝聚力并不依赖于某个特定的领袖，而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之上。当安庆绪后来也倒下时，史思明迅速接过了大旗。这种权力交接的顺畅，恰恰反映出叛军组织的成熟和稳定。 到了叛乱后期，虽然没有了统一的领袖，但各地方军阀却展现出了惊人的独立性和顽强性。这些地方势力，如李宝臣、李怀仙等人，都是从基层一步步爬上来的军事将领，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地盘和部队，形成了割据局面。这种分散的军事结构反而增加了叛军的生存能力，因为朝廷要想平定叛乱，就必须一个个地击破这些军阀势力，这无疑大大增加了平叛的难度。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叛军将领们掌握着大量的军事和经济资源。他们控制的地区多是农业发达、商业繁荣的富庶之地，能够持续供给军需。同时，他们还控制着重要的交通要道，这使得他们可以随时切断朝廷与北方的联系。这种经济和地理上的优势，让叛军能够进行持久战。 由此可见，安史之乱能够持续八年之久，并非偶然。它的根源在于叛军这个庞大军事集团的自我维系能力，以及其深厚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安禄山的死亡，只是这场大戏的第一幕落幕，而后面还有更多的剧情在等待上演。 面对这样一支难以彻底剿灭的叛军，大唐朝廷的处境愈发艰难。连年的战争不仅消耗了大量的军事资源，更让国库几近枯竭。仅仅在战争的前三年，朝廷就已经投入了数十万贯钱财，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攀升。同时，大量的兵力被牵制在北方战场，导致其他边疆地区的防务出现了严重空虚。 更为棘手的是，朝廷在军事上接连受挫。虽然也曾取得过一些局部胜利，但始终无法对叛军造成致命打击。随着战争的持续，朝廷的军事实力不断削弱，而叛军却表现出惊人的恢复能力。每当一个叛军首领被剿灭，很快就会有新的势力崛起，这种局面让朝廷疲于应付。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残酷的现实开始显现：那些忠心为朝廷平叛的将领们，却往往落得凄凉的下场。以李光弼为例，他作为朝廷的主力将领，在平叛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但最终却因为各种政治猜忌而被贬谪。类似的命运也发生在鲁炅、来瑱等将领身上。这些平叛将领的遭遇，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朝廷在处理叛乱问题上的无奈与矛盾。 与平叛将领的悲惨命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朝廷对降服的叛军将领却格外优待。李宝臣、李怀仙等人不仅得到了朝廷的赦免，还被授予高官厚禄。有些人甚至被封为王爵，享受着超过他们军功应得的待遇。这种看似不公平的政策，实际上是朝廷在权衡利弊后做出的务实选择。 朝廷的这种妥协政策，虽然在短期内平息了叛乱，但也为唐朝的统治埋下了隐患。这些降服的叛军将领虽然名义上归顺了朝廷，但实际上仍然掌控着自己的地盘和军队。他们享受着朝廷的俸禄和名号，却不用真正受制于中央政府的约束。这种局面，实际上开启了藩镇割据的先河。 从长远来看，安史之乱的结束方式，标志着唐朝中央集权体制的严重削弱。朝廷不得不承认这些地方军事势力的合法性，这使得原本统一的帝国逐渐演变成一个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共存的格局。这种变化，最终导致了唐朝由盛转衰，也为后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所以说，安史之乱能够持续八年，与其说是叛军的顽强，不如说是朝廷的无可奈何。当军事手段无法彻底解决问题时，政治妥协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这场历时八年的叛乱，最终以一种看似平和但实则充满隐患的方式落下帷幕，而它对唐朝政治格局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