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新四军生产的“飞马牌”香烟，在日占区的黑市上，是仅次于黄金美元的硬通货，曾以100件香烟从日军手上换来了一艘炮艇。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战火纷飞的抗战年代，物资匮乏成为压在新四军身上的沉重负担，枪支弹药、粮食药品、衣被棉布，样样都靠筹，而筹资的路却被敌人封得死死的，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一支香烟意外地成为了战场之外的“奇兵”——它不是武器，却换回了无数武器；它不是药，却救活了无数伤员；它的名字，叫“飞马牌”。 “飞马牌”香烟的诞生，并非一时兴起，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华中敌后苦苦经营的根据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封锁压力，日军不仅在军事上围剿，还在经济上设下重围，将银元、布匹、医药、食盐等生活必需品列为禁运物资，严防死守，意图困死根据地的生命线，更为阴险的是，他们大量制造毒品，以低价渗透进各地市场，鸦片、吗啡甚至被伪装成普通香烟，用以腐蚀民众，摧毁抗战意志。 就在这种内外交困的背景下，新四军第二师的领导人张云逸识破了敌人的战略图谋，他意识到，如果不能在经济上自立，军队将无力支撑持续作战；而敌人的毒品攻势，也必须在市场上予以反制，于是，他提出一个大胆设想：自己生产香烟。 这一想法初听或许荒诞，但其实是极具战略眼光的决策，香烟在当时并非奢侈之物，而是战士们用以缓解紧张、提神醒脑的日常必需，几乎与食盐同等重要，同时，日占区香烟供应极为紧张，市场上需求旺盛，如果能掌握香烟的生产和销售，等于在敌后开辟出一条独立的经济战线。 1942年，新四军攻下安徽天长桐城镇，发现当地一家名为“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的小型烟厂，因封锁和压榨已濒临破产，张云逸当机立断，决定由部队入股接管，新四军不搞没收，而是以公平合作的方式参与经营，不仅尊重了原有业主的产权，也为日后扩大生产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起初，他们沿用旧品牌“神龙牌”，逐步完善生产流程，摸索烟叶种植、加工、卷制等环节。 随着经验的积累，新四军决定另起炉灶，创办完全独立的新烟厂，他们从上海秘密购入卷烟机和印刷设备，组织部队中的能工巧匠参与建厂，建立起“新群烟厂”，开始生产自有品牌“飞马牌”香烟，据传，这个名字由陈毅亲自命名，象征着迅捷、自由、不屈的革命精神。 “飞马牌”的成功不仅在于其背后的政治意义，更在于它确实是一款品质上乘的香烟，新四军自己种植烟叶，选用优质土地，精心管理；采摘、烘干、发酵等工序都有部队亲自监督，绝不掺假，香烟卷制紧实，燃烧均匀，烟灰呈灰白色，正是高品质烟草的标志，在当时日占区许多香烟厂为节约成本，不惜掺入姜黄、锯末等杂质，“飞马牌”的纯度和口感无疑是市场上的“硬通货”。 这款原本为满足部队自用而生的香烟，很快在黑市上名声鹊起，烟商们最初对这个陌生品牌持观望态度，新四军便派人带着不带标签的样品入城试销，一经试抽，反响热烈，很快，大批烟商主动前往桐城订货，不惜穿越封锁线，只为抢得货源，据传，香烟刚出厂即被抢购一空，甚至有商人提前守在厂门口，等待第一批出炉的烟支。 “飞马牌”的火爆程度迅速超出了新四军的预期，它不仅在敌占区形成了稳定的销售网络，还逐渐演化为一种特殊的“交换货币”，在战时的黑市上，“飞马牌”可以直接兑换枪支、粮食，甚至是青霉素，更传奇的是，有一次交易中，一艘日军炮艇竟被用一百件“飞马牌”香烟换得，这艘炮艇后来被新四军用于水上突击作战，成为江河战线上的利器，香烟换军舰，这在战争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奇事。 除了经济价值，“飞马牌”还在情报战中发挥了作用，日伪军中有不少人为了获取香烟，甘愿交换军事情报，一个名叫陆建华的伪军军官，最初只是以“飞马牌”换烟瘾，后来逐渐将日军行动消息透露给新四军，几次伏击作战的成功都与他提供的线索密切相关，尽管他的动机未必光明，但这种“交易式谍报”在当时的敌后环境中并不罕见，反倒凸显了香烟作为战略物资的独特地位。 新四军在经营“飞马牌”时，还展现出极强的市场意识，他们控制产量，维持稀缺性，避免供大于求导致贬值；同时采取灵活包装策略，许多时候为了避开敌人查缉，将“飞马牌”伪装成其他品牌出售，零售商之间甚至发展出暗号手势，以确认货源真伪，这套地下流通体系，堪称敌后经济活动的典范。 尽管“飞马牌”的生产在1945年后逐渐停滞，但它在抗战时期所发挥的作用早已超越了一支香烟的范畴，它是士兵手中的慰藉，是黑市上的通行证，是情报战的筹码，是新四军自力更生、以经济反制战争的象征，抗战胜利之后，飞马烟厂的机器逐渐停转，但那段依靠双手种出、卷出、打出新天地的岁月，永远镌刻在革命历史的年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