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2年，王亶望被抄家，当乾隆检查抄来的物品时，发现一件四条腿的裤子，上面绣满鸳鸯，乾隆不解地问侍从是什么东西，侍从硬着头皮演示了裤子的用法，羞得乾隆满脸通红，当时就大发雷霆：“不知羞耻！”下令严惩王亶望。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甘肃捐监冒赈案以主犯王亶望伏诛告终，此案成为乾隆朝整顿吏治的标志性事件。王亶望原籍山西临汾，其父王廷赞为地方生员，家族并无显赫背景。乾隆十五年（1750年），他通过捐纳制度获得甘肃山丹知县职位，凭借勤勉政绩逐步升迁，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出任甘肃布政使，掌管全省财政。清廷在甘肃推行的捐监政策本为筹集边储粮草，允许民间以粮换监生资格，但王亶望到任后擅自更改章程，将捐监粮折为白银征收，每名监生定价五十五两。此举违反《大清会典》中“捐监唯收本色”的规定，为后续贪腐埋下隐患。 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二年（1774-1777年），王亶望与兰州知府蒋全迪等官员串通，利用职权连续虚报旱灾。他们伪造全省二十七州县受灾文书，以赈济灾民为由，将折银入库的捐监款分批侵吞。据军机处档案记载，三年间共冒领国库赈银八百余万两，形成系统化分赃体系：每万两赃银中，布政使分三千两，道员两千两，知府一千两，知县五百两。这种“红簿”分赃记录后被兰州知府程栋交出，成为定罪关键证据。 案件暴露源于两处细节疏漏。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浙江巡抚陈辉祖在审查杭州织造盛住贪污案时，发现其与王亶望存在五万两非常规资金往来。与此同时，钦差大臣阿桂核查甘肃皋兰县赈济册时，发现乾隆四十年（1775年）文书中“赈”字已使用“贝”旁简体，而礼部正式推行该写法是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这两处破绽引起乾隆帝警觉，特命彻查。抄查王亶望武昌官邸时，起获现银九万三千两、东珠十二盘及御赐瓷器六十件，内务府清单中特别注明“蜀锦奇巧之物一”，但未作形制描述。 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初八日，皇帝颁布上谕，斥王亶望“欺君罔上，罪不容诛”，依《大清律例》定为斩立决。五月二十二日，王亶望于北京菜市口伏法，其子王裘、王棨发配伊犁为奴，家产全数充公。此案共查处官吏六十七人，其中六名知府、九名同知、六十二名知县被革职，甘肃官场为之一空。浙江巡抚陈辉祖虽在查案中立功，但后被揭发私吞抄家财物，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被赐自尽。 案件直接导致多项制度变革：甘肃捐监政策永久废止，全国捐监事务改由户部直辖；各省衙门强制竖立《戒石铭》铁碑，铭文“尔俸尔禄，民膏民脂”警示官员；建立朱批奏折缴回制度，防止地方官员篡改文书。嘉庆帝亲政后将此案编入《训贪录》，与和珅案并列作为廉政教材。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红簿”分赃记录、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戒石铭》铁碑，以及军机处相关奏折抄件，共同构成研究清代中期吏治腐败的重要实证。光绪版《临汾县志》仅以“乾隆间官，以罪诛”八字记载王亶望，其家族在地方志中的痕迹被刻意淡化，折射出清代对贪腐官员的历史评判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