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天，北京西郊的功德林关了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这天清早，消息在墙外悄悄传开：有五个人，今天要“单独谈话”，关了门的功德林，不发声不放人，半夜才有人拖走了草席包着的尸体，消息在所里炸了窝，这些人，真枪真弹给毙了，这不是说好要“改造”的吗？怎么动真格的了？ 杨海清，是第一个被押出去的，说起来他这辈子拐了三道弯。年轻时在东北做伪军，靠着两头下注混得风生水起。 抗战打响那年，他忽然跟东北抗联靠了边，干了几票打日军的硬仗，还混了个党组织关系。 但没几年，他又投奔了国民党，说是“被策反”，其实是主动找上门的，蒋介石不嫌弃，反倒赏了他个中将，说他“知错能改”。 可惜这位老兄没把这赏识当回事，1948年辽沈战役输了后，他假投降，留在大陆干起了暗杀的活，他手上沾的血，不下百条命。 到了1950年，有人举报他在东北躲着搞破坏，公安一查果然属实，就抓了，关进功德林后，他不认罪，天天闭眼念佛，不配合教育，还搞精神对抗，再一查底细，恶行累累，最后在一张批文上盖了章，处决。 邓子超，是黄埔一期的老资格，当年在庐山守了十几天阵地，硬是没让日军过来一步，靠这个升了官，成了江西保安司令，他是硬骨头，到了功德林也没服软。 他老说一句话：“我是蒋公的兵，死是蒋公的人。”一开始还装模作样地听课，写思想报告，但背后却老找人密谈，策划越狱。 他拉了三四个一起的，说要趁大风天掏墙根往外钻，事情败露后，所里对他进行单独审讯，他嘴硬得很，说自己宁愿死也不会“改造”。 这话传出去，整个功德林都听说了，再加上确实有越狱组织，证据齐了，没得商量，走到了尽头。 陆荫楫比他们都老，是保定军校一期的桂系老人，当年跟着李宗仁打过仗，是战场上的老炮，抗战时在大别山一线守了几年，后来回到广西。 他脾气倔，谁的话都听不进去，被俘那年，他已经六十多了，被安排在功德林的单间，说是怕他年纪大，受不了群体生活。 其实，是担心他带坏别人。他跟人讲话总爱说，“共产党要我认错，我认个鬼。”他也被发现和别人串联，说要炸开食堂墙角，搞一辆马车冲出去。 这些话被人偷偷记录下来，交了上去，事后审查发现，他不光是讲讲，还真动手做了准备，如此年纪，却一点没收敛，法办也不冤。 张卓这个人，说起来有些传奇，他是黔军的老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打仗眼里容不得沙子，抗战时，他参加了武汉会战，和日军打得刺刀见红。 解放战争一败，他没走台湾，反而留在大陆，说是想“静修”，但实际上，他一直在暗中联系贵州老部下，想搞一次地方武装起义。 他偷偷给人带话，说“贵州山多林密，是干事的好地方。”可惜信息走到一半，被拦下来了，他策划越狱，准备先逃出去再回贵州联络。 但计划泄露了，连带查出不少藏起来的武器图纸和伪造证件，张卓落网后坚决不认，说都是诬陷，可调查材料层层盖章，证据确凿，他没说出一句认罪的话，最后一样被拉了出去。 张国勋是黔军出身的独目将军，抗战时他右眼被炸伤，从此戴了块黑布，外号叫“独眼龙”，后来被军统拉去干特务，专门盯着共产党人下手，他心狠手辣，搞暗杀有一套。 听说在四川他一手策划干掉了好几个地下党，解放后他没走，而是藏在成都，继续搞情报往来。 1950年秋，他被一名线人揭发，说他还藏有电台，他被抓后情绪极不稳定，一会儿认错，一会儿大吼大叫，说自己要跟共产党拼命。 送进功德林后，他在一次夜里试图自残未遂，转而计划越狱，被提前控制，他在所里多次鼓动其他人罢课、不配合教育，一副誓死不悔的样子。上边决定：这种人不能再留。 这五个人，是功德林历史上极少数被正式执行死刑的战犯，他们跟杜聿明、黄维这些后来被特赦的将领不同，一个个都是“顽固分子”，思想敌对，行动反抗。 功德林原本希望通过耐心教育改造，让人“放下包袱，重新做人”，可这些人不是不懂，而是不想，反复教育无果，搞破坏、策划暴动，最后没得办法，只能依法处理。 1950年代初，是国家大清理、肃特务的关键时期，公安系统查出的大案要案不少，有些甚至涉及海外潜伏的特工网络。 功德林这几起案子后来没有公开大张旗鼓地讲，但在档案里都有明确记录，说明处理程序是逐级汇报审批的，并不是秘密行刑。 五人被处决后，功德林的管理也更严了，墙外的风声慢慢安静下来，战犯里不少人开始认真写起认罪书。 故事讲到这儿，你就会发现，“战争结束”不等于仗打完了，思想上的战争、立场上的较量，在战后的牢墙之内照样激烈。 有人低头服罪，有人死不悔改，历史的判断标准也许会变，但在那个年代，一份报告、一封揭发信，可能就决定了生与死。 参考资料： 《功德林纪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