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印制第三套人民币时，可拿到设计稿时却发现，钞票上还是没有毛主席的头像。印钞厂工人密谋罢工，毛主席发火道：活人绝对不能上钞票。
北京西南角的印钞厂内机器轰鸣，一批批红色五元、绿色十元正从机器中吐出。
工人们一边认真检查纸张、水印、图案，一边却忍不住小声议论：“你说奇不奇怪，别的国家的钱上都有元首头像，咱们为啥没有？”
这时，一个年轻工人看着刚送来的第三套人民币设计稿，皱着眉头嘟囔：“又没有毛主席头像，这都第三套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很快，这个疑问在车间里悄然蔓延，有人甚至带头喊话：“再不给个说法，我们就不干了！”
短短半天时间，车间里上百号人聚在一起，情绪激动，不再继续作业。有人甚至打起横幅，喊着“钞票要有领袖像，代表国家形象！”
这不是普通的工人情绪发泄，而是那个时代工人对毛主席最真挚的爱戴与敬仰。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希望国家的钱上能有一个象征——毛主席的头像。
这一“突发事件”很快通过中国人民银行报告了上去。人行行长接过电报，眉头紧锁，轻声道：“印钞厂要是罢工，影响的不只是工资和生产，那是全国的货币供应啊！”
他不敢耽搁，立刻批了“特急”红章，将文件送往中南海。
几天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批阅了这份材料。他看完后，略带笑意地说：“工人们是出于感情，是他们对毛主席最深的敬爱。”但他还是挥笔写下：“此事仍以主席意见为准。”
文件递到毛主席案前，他看了一遍，放下纸笔，摇了摇头，说：“钞票是国家的，是人民的，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人的。印我头像，不妥。”语气坚决，态度分明。
毛主席的这个决定，实际上早有前例。早在第一套、第二套人民币设计阶段，就有人提议在钞票上印上毛主席像，甚至连样钞都设计过。
但每次毛主席都亲自否定。他总说：“我不希望个人崇拜渗透到国家制度里。”
于是，第三套人民币继续使用了工农兵形象、人民群众劳动图景作为设计主题，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人民当家的精神内核。
比如一元纸币上的“工人和拖拉机手”，五元上的“炼钢工人”，十元上的“女拖拉机手”——都是普通人民的代表。
但工人们的遗憾也被悄悄记在了纸下。他们没说什么，却在印每一张钞票时都格外认真，心里却总念着：“什么时候，能看到毛主席出现在我们的钞票上啊？”
岁月流转，到了1976年，那个充满沉痛的一年。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总司令，相继离世，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中。那年秋天，北京飘起冷雨，像是老天也在哭。
那年年底，人行内部就开始重新审视第四套人民币的设计方案。新的时代来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也即将吹响，中国走向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需要更具象征意义的国家货币。
1985年，中国人民银行设计第四套人民币样稿时，首次提出：是否可以将共和国的伟人形象用于最高面额的百元纸币？
争议再起，有人担心这是个人崇拜的回潮，但更多人认为：毛主席不仅是个人，更是中国的象征。他的形象，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一场革命的胜利、一种精神的传承。
最终，在1988年，第四套人民币100元纸币正式发行。正面图案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四位伟人的浮雕头像。
那一天，人民银行组织了一场特别的交接仪式。样钞被送到西南角的印钞厂，那些曾在1960年代呼吁过“印头像”的老工人，早已白发苍苍。
一位姓梁的老工人拿起样钞，手微微发抖，眼泪却顺着脸颊流下来：“终于……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他轻轻抚摸钞票上的头像，像是在抚摸一位故人。“主席啊，我们不是为您个人想印，而是这张钞票，它代表的是咱们中国人心里最敬重的人。”
那天的印钞车间格外安静，机器的轰鸣仿佛成了最庄严的仪式。老工人们站在岗位上，一遍遍检查雕刻、一遍遍调整压痕，没有一个人说笑，但每个人眼中都泛着光。
这张百元大钞，自1988年发行起，一直流通了十几年，直到第五套人民币发行，它才逐渐退出流通。
而毛主席的头像，也终于成为了人民币长期、统一的正面图案。第五套人民币开始，毛泽东头像成为全部纸币（除硬币外）的主要面值正面图案。
这是人民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