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2月，因为叛徒出卖，原抗联三路军特派员于天放被关押到日寇监狱。一天夜里上厕所，他用小铁门砸死日寇看守，为了不让士兵喊出声音，他将自己的拳头强行塞进守卫的嘴中，最终日本看守被于天放和一个叫赵忠良的抗联战士联手击毙。
佳木斯的深冬冷得能冻穿骨髓，日军监狱的地下囚室里，于天放蜷缩在发霉的草席上，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三个月前，交通员王某某的叛变让他在联络点被捕，此刻脚踝还缠着审讯时留下的绷带，脓血混着零下三十度的寒气，在铁镣与皮肉间结成紫黑色的痂。他盯着头顶小窗透进的月光，数着墙上用指甲刻的横道——这是他被关押的第83天，也是和抗联战友约定的越狱日。
监狱的铁皮门在午夜准时敲响，两名日军看守用枪管戳着他的后背：“撒尿的干活！”于天放拖着铁镣起身，余光扫过同囚室的赵忠良——这个沉默的伐木工人，其实是抗联六军的机枪手，此刻正借着翻身的动作，将藏在草席下的半截铁丝塞进袖口。两人自入狱后便暗中观察：每晚两点，值班看守会换岗，厕所位于走廊尽头，木门年久失修，铁门栓的摩擦声能掩盖行动声响。
厕所的小铁门“吱呀”打开时，于天放突然踉跄着撞向看守。“八嘎！”日军伍长山口本能地伸手推搡，却没注意到于天放另一只手已扣住铁门的铸铁门轴。这扇不足一米高的小门，是囚室与外界唯一的通道，此刻成了他手中的武器。当山口的骂声未落，于天放猛地拽下门轴，生锈的铁门带着铆钉重重砸在对方太阳穴上，闷响在寂静的走廊里回荡。
鲜血喷溅在石灰墙上的瞬间，于天放已经扑向另一名看守。这个叫佐藤的新兵正准备拉响警报，冰凉的枪口却顶住了他的腰眼——赵忠良不知何时已挣脱镣铐，用铁丝拧成的简易手枪抵住敌人后背。佐藤的喉结滚动着，刚要发出声响，于天放的拳头已经塞进他嘴里，带着铁镣的手掌几乎掐进对方咽喉：三个月的严刑拷打，让他的指节布满老茧，此刻像把铁钳般死死扣住敌人的上下颚。
“动，死！”赵忠良用日语低吼，这是他在伐木场当苦力时偷学的。佐藤的眼睛瞪得滚圆，看着山口的尸体慢慢滑落在地，温热的血正渗进于天放的布鞋。于天放趁机卸下佐藤的刺刀，刀刃反光中，他看见自己蓬乱的头发里结着冰碴，胡子上还沾着审讯时留下的血迹——那个曾经在山林中骑马射箭的抗联特派员，此刻像头被激怒的东北虎，眼中只有突围的生路。
两人迅速换上日军制服，赵忠良将铁丝手枪藏进衣襟，于天放则把山口的军刀别在腰间。经过岗哨时，于天放故意用日语咒骂：“佐藤，你的站岗的干活，死啦死啦的！”值岗士兵见是伍长山口，便没多问，直到他们接近监狱后墙，警报声才从囚室方向传来。原来，隔壁囚室的难友看到血迹，故意踢翻铁盆引开其他看守。
后墙的电网在月光下泛着冷光，于天放想起入狱前见过的监狱图纸——西北角的电网杆下有排水口，是唯一的薄弱点。赵忠良从怀里掏出偷藏的扳手，这是他趁打扫时从工具房顺来的，此刻正用来拧松电网基座的螺丝。铁丝划破手掌的疼痛比不上心中的急切，当电网终于倾斜出缺口，两人先后钻过带刺的铁丝，跳进积雪覆盖的壕沟。
佳木斯城外的雪原上，抗联的接应小组早已埋伏多时。于天放踩着齐腰深的积雪，听着身后监狱方向的枪声渐远，忽然想起被捕前最后一次见到军长李兆麟的场景：“天放啊，东北的冬天再冷，也冻不死抗联的火种。”此刻他摸着胸前的抗联徽章，金属的棱角在掌心硌出红印，却比任何暖炉都更滚烫——这次越狱不仅是个人逃生，更是对日军“铁壁合围”的公开打脸，让那些以为能靠酷刑摧毁抗联意志的侵略者明白，东北的山林里，永远有折不弯的脊梁。
这场被抗联史称为“铁门突围”的行动，细节里藏着东北抗联特有的生存智慧：于天放利用敌人的傲慢，将监狱设施转化为武器；赵忠良凭借在敌占区的潜伏经验，用简易工具完成致命一击。更关键的是，他们与难友的配合——那些故意制造动静的囚犯，用血肉之躯为战友争取时间，这种狱中同志的默契，正是抗联“铁血精诚”精神的缩影。
于天放回到抗联营地后，将越狱过程编成教材，重点讲解“利用敌人物资反击”“环境观察与时机捕捉”。他常对新战士说：“鬼子的监狱不是坟墓，是咱们的第二战场。当他们以为能用铁镣锁住我们，咱们偏要用铁门砸烂他们的狗头。”这种将被动挨打转化为主动反击的战术思维，后来在东北各抗联部队推广，催生了更多像“汤原监狱暴动”“三棵树铁路劫狱”这样的经典战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