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皇后阿鲁特氏被慈禧囚禁，4天水米未进。奄奄一息之际，她收到了父亲崇琦偷偷送进来的食盒。谁知，食盒里面竟然空无一物。阿鲁特氏见状，苦笑一声，随即决定自尽！
紫禁城的腊月寒风如刀，将储秀宫的铜缸冻得结结实实。阿鲁特氏靠在冷宫的砖墙上，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四天未进水米的眩晕感中，她又想起同治帝咽气那夜——养心殿的烛火被风刮得明灭不定，慈禧太后攥着懿旨的手青筋暴起，宣布立醇亲王之子载湉为帝时，眼里闪过的冷光比殿外的积雪更刺骨。那时她才明白，自己这个同治皇后，在新帝登基的瞬间就成了多余的人。
崇琦的食盒是第七次送来。这位户部尚书、阿鲁特氏的生父，此前每次都让太监在食盒底层藏几块豌豆黄，用帕子包着，趁监视的宫女打盹时递进冷宫。但这次打开食盒，除了底层垫着的素白绢布，什么都没有。阿鲁特氏指尖划过绢布，摸到上面用指甲刻的“忍”字，那是父亲独有的暗号，三个月前她曾在皇后玺印的锦盒里见过同样的印记——那时同治帝刚病倒，崇琦就用这种方式提醒她“莫与太后争执”。
喉间泛起腥甜，阿鲁特氏想起成婚那日的坤宁宫。19岁的她穿着缀满珍珠的礼服，盖头下隐约看见同治帝腰间的玉佩，那是她亲手绣的并蒂莲图案。慈禧太后坐在东暖阁，盯着她的旗头说：“皇后要懂得母仪天下，更要懂得君臣之礼。”这句话像根细针扎进心里，她这才明白，在婆婆眼中，她不仅是儿媳，更是需要俯首称臣的臣子。
崇琦的空食盒，是最后通牒。阿鲁特氏清楚，父亲在慈禧太后的威权下早已摇摇欲坠。上个月宗人府突然清查皇后陪嫁，将她从蒙古带来的珊瑚屏风、东珠头饰全部充公，崇琦在朝上为她说了半句“皇后用度乃先帝所赐”，次日就被免去了步军统领的实职。此刻食盒里的空白，是父亲在告诉她：连家族都无法再为她提供庇护，所有的生路都已断绝。
冷宫的砖地透着寒意，阿鲁特氏想起怀孕的事。同治帝临终前曾拉着她的手说：“等孩子出生，就取名‘大阿哥’。”但慈禧太后怎么会容忍先帝血脉存在？她还记得太医诊脉后，慈禧身边的崔玉贵冷笑一声：“皇后这是想母凭子贵？”第二天，太医院就传出“皇后喜脉不实”的说法，而她碗里的参汤，从此换成了令人滑胎的药汁。
食盒的铜扣硌得掌心发疼，阿鲁特氏忽然笑了。她想起入宫前，父亲曾教她读《明史·后妃传》，说“贤后当以德行辅君”，却没告诉她，当皇权与后权对立时，德行不过是砧板上的鱼肉。现在她终于懂了，崇琦的空食盒，是要她用死来换取家族的存续——在慈禧的眼皮底下，只有皇后咽气，阿鲁特氏一族才能避免满门抄斩的结局。
“阿玛，你终究是选择了太后。”阿鲁特氏对着食盒低语，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响。她解下腰间的丝绦，那是同治帝送她的定情之物，上面绣着“生死相随”四个字。门外传来监视宫女的脚步声，她知道，这是父亲在暗示她：时候到了。
自尽前，阿鲁特氏摸了摸藏在衣襟里的金簪，那是她母亲临终前给的，刻着阿鲁特氏家族的族徽。她想起母亲曾说：“簪子断了可以重打，女儿的骨气断了，就真的没了。”此刻她将簪子掰成两段，一段放在食盒里，一段握在掌心，鲜血滴在素白绢布上，像极了坤宁宫喜宴上洒的朱砂。
崇琦收到退回的食盒时，正在军机处值班。打开盒盖，看见断簪和斑斑血迹，手猛地一抖。旁边的军机大臣宝鋆叹了口气：“太后今早问起皇后的病，怕是等不及了。”崇琦盯着断簪上的族徽，想起女儿满月时，自己曾在府里挂满红灯笼，那时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被寄予“母仪天下”厚望的女儿，最终会成为皇权斗争的祭品。
阿鲁特氏的死讯传来，慈禧太后正在颐和园赏梅。她看着奏报上“皇后崩于储秀宫”的字样，轻轻放下茶盏：“知道了，按贵妃礼下葬吧。”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而崇琦跪在女儿灵前，想起送空食盒的那晚，他在军机处值房写了整夜的谢恩折，每一笔都像是刻在自己心上——他用女儿的性命，换来了家族暂时的安宁，却永远成了害死女儿的帮凶。
这场悲剧的本质，是封建皇权对人性的彻底异化。阿鲁特氏的皇后身份，从始至终都是政治联姻的工具：她作为蒙古正蓝旗的贵女，被推上后位以平衡满蒙亲贵；当同治帝去世，她的存在就成了慈禧独揽大权的障碍。崇琦的空食盒，不是简单的见死不救，而是在皇权碾压下，一个父亲无奈的抉择——在“忠君”与“护女”之间，他只能选择前者，因为稍有不慎，便是满门抄斩的结局。
阿鲁特氏的自尽，是晚清后宫女性悲剧的巅峰写照。她的死，撕开了紫禁城华丽的面纱，露出里面吃人的权力逻辑：皇后的生死，不过是太后手中的棋子，家族的荣耀，建立在女儿的尸骨之上。那个空无一物的食盒，成了最残酷的隐喻——它象征着希望的破灭、父权的背叛，以及封建制度下女性毫无尊严的生存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