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法国向杨承宗先生抛出了年薪55万法郎的优渥条件，而相比之下，中国仅以每月千余斤的小米作为酬劳。然而，杨承宗坚定不移地踏上了归国的征途。这一决定不仅让他付出了巨大的个人代价，甚至右眼还失明了。 杨承宗，1911年出生在江苏吴江一个书香门第。从小，他就对书本着迷，尤其是自然科学。别的孩子玩泥巴，他却喜欢摆弄试管烧杯。1932年，他考进上海大同大学化学系，成绩拔尖，毕业后没留在大城市，而是跑去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研究当时还很冷门的放射化学。他不是那种眼高手低的书呆子，而是真想干点实事儿。 1947年，杨承宗得到机会，去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深造，跟着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居里学本事。在巴黎，他整天泡在实验室，研究怎么用离子交换法分离微量放射性核素。这技术听着高大上，其实就是从一堆杂质里提纯有用的东西。他干得特别认真，手法熟练到让法国同行都刮目相看。1951年，他拿下博士学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立马抛出橄榄枝：年薪55万法郎，住巴黎，条件优越得没法挑。 可就在这节骨眼上，国内的钱三强给他拍了电报，说国家急需人才，让他回来帮忙。那时候新中国刚成立，科研条件烂得没法说，实验室里破设备都凑不齐一套，报酬更是可怜，每月千余斤小米，连温饱都勉强。杨承宗没多犹豫，收拾行李就准备走。他把攒下的钱全花光，买了一堆书和仪器，装了13个大木箱。临走前，导师伊莱娜送了他10克碳酸钡镭标准源，这东西后来成了中国放射性研究的关键宝贝。 1951年10月，他坐船回国，一路颠簸，下了船直奔实验室。结果一看，傻眼了：设备老旧，经费紧张，条件比法国差了十万八千里。但他没抱怨，立马投入工作。他跑去清华、北大，拉了一帮年轻人，搭起科研队伍。那时候国内科研刚起步，他不光自己干，还得带学生，手把手教技术。他常说：“国家要强，咱们得靠自己。” 1953年，北京协和医院出了事故，一个放射源泄漏，辐射乱跑，情况危急。杨承宗没多想，冲进去处理，用铅板堵漏洞，硬生生把事故压下去。可代价太大了——辐射伤了他的右眼，没多久就瞎了。他没喊过苦，眼睛瞎了照样回实验室接着干。那份倔强劲儿，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到了1961年，杨承宗当上第五研究所副所长，负责提纯原子弹用的化合物。那是国家的大项目，时间紧任务重，得在短时间内弄出2.5吨纯原料。他带着团队加班加点，机器转个不停，空气里全是化学味儿。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他听着收音机里的消息，脸上终于有了点笑模样。那一刻，他知道自己这些年的苦没白吃。 杨承宗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人物，他接地气得很。晚年他日子过得简单，住在一间小屋里，桌上放着旧笔记本，13个木箱堆在角落，落满灰。他不图名不求利，一辈子就想着怎么帮国家往前走。2011年5月27日，他100岁生日那天去世，走得安静，那些箱子还在那儿，像在诉说他一生的故事。 说到他的贡献，不光是技术上的突破，还有他对年轻人的影响。他带出来的学生，后来都成了中国核工业的顶梁柱。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干科研不是为了自己舒服，而是为了让国家站得更稳。那时候条件苦，他却从没动摇过回国的念头。法国那55万法郎听着诱人，可在他眼里，比不上祖国的一砖一瓦。 失明右眼的事儿，是他付出的最大代价。那次事故，他完全可以选择不去冒险，毕竟谁都不想拿命赌。可他去了，因为他觉得这事儿非干不可。处理完事故，他眼睛疼得厉害，后来彻底看不见了，但他从没后悔过。他常跟学生说：“干这行，总得有点担当。”这话听着简单，可背后是他一生的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