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地下党员涂作潮与邻居打牌，闲聊中，邻居突然不说话，还凑到他耳边，轻声

1937年，地下党员涂作潮与邻居打牌，闲聊中，邻居突然不说话，还凑到他耳边，轻声说：“老兄，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共产党？”

1937年深秋的上海弄堂里，杂货铺老板涂作潮像往常一样和街坊们搓着麻将。

三十来岁的生意人总穿着半旧的灰布长衫，鼻梁上架着圆框眼镜，指节粗大的手掌摸牌时总带着木匠特有的稳重。

谁也不知道这个成天笑呵呵的小店主，实则是中共地下交通站的核心联络员。

麻将桌上飘着烟味和茶香，隔壁裁缝铺的李掌柜突然压低声音凑过来："涂老板，您这岁数也该成个家了吧？"

涂作潮正要摸牌的手顿了顿，眼角余光瞥见李掌柜耳后那道寸长的疤，那是去年租界巡捕抓人时留下的。

他喉咙发紧，面上却堆起苦笑："这不是没遇上合适的嘛。"话音未落，李掌柜突然贴着他耳根子冒出一句："老兄，给兄弟透个底，你该不会是...那边的人吧？"

涂作潮后脖颈的汗毛瞬间立了起来，他能清晰听见自己太阳穴突突的跳动声，掌心的汗珠在麻将牌上洇出暗色水渍。

牌桌对面卖油条的孙大娘正专心盯着自己手里的牌，斜对角开茶馆的赵老板在嘬着紫砂壶嘴。

这些朝夕相处的街坊，此刻在他眼里都蒙上了层雾，他强压着心跳，打着哈哈把话头岔到新开的绸缎庄上，手里的牌却越打越乱。

当夜，阁楼上的煤油灯亮到三更，涂作潮把20年地下工作的每个细节都在脑子里过了遍：上个月给苏北根据地转递药品清单时，有没有被巡捕房的暗哨盯上？上周修理无线电发报机时，工具箱是不是忘在窗台了？就连每天早市买菜多绕的两个巷口，都在他心头碾过来回。

凌晨时分，他摸黑给上线写了密信，信纸在灶膛里烧成灰时，东方已泛鱼肚白。

半个月后，弄堂里多了个带孩子的妇人，张小梅穿着蓝底白花的粗布褂子，牵着五岁的丫头站在杂货铺门口时，街坊们都当是涂老板老家来的穷亲戚。

她手脚勤快，不出三日就把杂货铺楼上楼下拾掇得锃亮，夜里她带着孩子睡在柜台后的隔间，白日里就坐在门槛上纳鞋底，逢人就腼腆地笑。

涂作潮还是那个和气生财的涂老板，只是麻将桌上多了句"家里婆娘催了"，牌局散得比往常早两刻钟。

平静日子过了三年，1940年早春的阴雨里，噩耗随着黄包车夫送来的《申报》降临，报纸边角印着豆腐块大小的新闻：法租界破获无线电器材走私案，主犯在逃。

涂作潮盯着那行铅字，眼前闪过上个月亲手检修过的发报机，他摸出怀表，秒针跳动的声响突然变得震耳欲聋，往常周三该来取货的茶叶铺伙计，已经迟了半个时辰。

阁楼地板下埋着的铁皮箱被挖了出来，里面整整齐齐码着20根金条，这是他最后的保障。

张小梅抱着吓哭的孩子，看着丈夫把金条分成三份：最大那份塞进女儿的棉袄夹层，中等那份裹进蓝布包袱，最小的五根金条留在灶台下。"带娃去香港找表舅。"

涂作潮说话时没抬头，手里飞快地封着密信，"要是三个月后没我消息，包袱里的钱够你们娘俩过十年。"

妇人浑身发抖，却把女儿搂得更紧："当家的，你实话告诉我..."话没说完就被捂住嘴。

涂作潮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她耳边吐出那三个字，煤油灯把他的影子投在斑驳的砖墙上，晃得像狂风中的芦苇。

凌晨三点，货船汽笛在十六铺码头响起时，张小梅攥着船票的手帕上浸满冷汗，而涂作潮正在城隍庙后巷的馄饨摊上，就着鸭血汤吞下最后两个生煎。

1943年延安的秋阳暖得人发困，杨家岭的窑洞前，张小梅正在晒被日军飞机炸出窟窿的棉袄，五岁的小丫头举着木枪追鸡玩，突然指着山坡下喊"爹"。

只见一个风尘仆仆的汉子背着工具箱踉跄奔来，左腿明显瘸得厉害，张小梅手里的针线箩筐咣当落地，满山遍野的山丹丹花忽然就开到了眼底，那个修收音机的师傅，那个总说"手艺人不问世事"的丈夫，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