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0年，刘备怒问义子刘封：“荆州有难时，你二叔求援，你为什么不去救援？”刘封一听，身上顿时冒出了冷汗，连忙说道：“我之前就说过，因山郡刚刚归附，不能轻举妄动，”刘备冷笑一声：“是么？好，那我问你，孟达为何会反叛？”刘封硬着头皮说：“他孟达本来就是个悖逆的人，本来就想反叛，也属正常……”
刘封的特殊身份始终是悬在蜀汉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作为刘备在荆州时期收的养子，他本有机会成为刘备集团第三代核心，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汉中之战后，刘封率军与孟达合取上庸三郡，其战略价值堪比荆州北大门——此处既是汉水航运枢纽，又是连接汉中与荆襄的陆路要冲。
刘备授予刘封"副军将军"头衔时，或许已在考虑培养其成为西线守备核心。
关羽的襄樊战役恰成检验刘封能力的试金石，当关羽以"假节钺"身份发出调兵令时，刘封面临三重困境：上庸豪族申耽兄弟态度暧昧，新附之民易生变乱；孟达麾下四千部曲与刘封嫡系存在指挥权之争；更关键的是，刘备集团对关羽"擅自北伐"的真实态度尚不明朗。
东吴学者朱林兴在《上海老年报》撰文指出，关羽北伐与《隆中对》"待天下有变"的战略相悖，这或是刘封选择固守的主因。
孟达叛逃事件撕开了蜀汉内部裂痕，这位原刘璋旧部始终未能融入刘备嫡系，当刘封强行收缴其象征荣誉的"鼓吹"仪仗时，实质是中央对地方势力的整肃。
魏国档案显示，孟达降曹时带走四千户军民，直接导致上庸防务真空，这暴露出刘备集团对降将控制力的薄弱，司马懿后来评价："达之反复，非独其性狡，实势所迫也。"
诸葛亮"易世难制"的谏言揭开权力更迭的残酷逻辑，在刘禅年仅十三岁、蜀汉根基未稳的220年，留着军功赫赫且与关羽有旧怨的刘封，对新君而言确是隐患。
当代史家分析，刘备最终选择赐死而非流放，既为维护"桃园之义"的神圣性，更为震慑益州本土豪强——毕竟刘封之死距法正病逝仅隔半年，蜀汉急需重塑权力平衡。
这场悲剧折射出古代继承制度的深层矛盾，刘封饮鸩前那句"恨不用孟子度之言"，不仅是对个人命运的哀叹，更是对"血缘优先"继承法则的血泪控诉，当洛阳的曹丕正推行"九品中正制"巩固士族支持时，成都的刘备却不得不手刃养子来维护政权稳定，两种选择映射出乱世枭雄的殊途同归。
站在汉晋变革的节点回望，上庸城头的烽烟从未真正熄灭，那个拒绝出兵救叔的年轻将领，用生命为代价揭示了乱世生存法则：在权力交接的漩涡中，能力与忠诚的辩证法永远比战场厮杀更凶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