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成都。开国中将廖汉生在一次军区视察中，突然提出要见一位副部长，这个人职位不高、年纪不大，行政等级才16级，可就是这个人，竟让廖汉生当场皱眉，说了一句：“太低了，这怎么安排的？”
当廖汉生提出要见成都西城区人武部副部长向轩时，当时在场的人倍感疑惑。
而此时的向轩53岁，行政级别仅为16级，相当于少校待遇，这样的级别在军区内并不显赫。
但廖汉生态度坚决，甚至直言：“他是贺老总家的人，和我一样走过长征！”
所以廖汉生得知向轩的行政等级仍然为16级，眉头紧皱：“太低了，这怎么安排的？”这一反应令在场人员都很惊讶。
不过向轩的资历远超常人想象。
他1926年出生于湖南桑植县，母亲贺满姑是贺龙元帅的胞妹，也是湘鄂边游击队支队长。
1928年，贺满姑因为叛徒出卖被捕遭敌人凌迟处死，年仅两岁的向轩被大姨贺英救出抚养。
1933年贺英的游击队遭突袭，临终前她将一把手枪和几枚银元塞给7岁的向轩，叮嘱他“去找大舅贺龙”。
就这样，向轩辗转找到红军，成为了红三军司令部最年幼的通讯员。1935年，9岁的他随红二、六 军团长征，成为长征路上年龄最小的战士。
途中，他不仅完成送信任务，还主动将马匹让给伤员，背着行李徒步穿越雪山草地。
到了抗战时期，向轩在贺龙麾下担任通讯员，在解放战争中升任西北野战军工兵连连长，1948年荔北战役中身负26处伤，右眼几乎失明。
1955年授衔时，29岁的向轩因为战功获中校军衔，1960年晋升上校。
然而因为伤病的影响，他逐渐转入后勤岗位，1978年调任成都西城区人武部副部长，行政待遇却降到了16级。
所以廖汉生得知这一切后对向轩的低待遇难以释怀。
毕竟两人渊源深厚，廖汉生又是贺龙的外甥女婿，而向轩则是贺龙亲外甥，革命年代共同历经生死。
对此，廖汉生曾经提议为他争取更高待遇，却遭到了向轩婉拒：“全军像我这样的人不少，如果我走关系提级，别人怎么办？”
一直以来，向轩从来没有因为身份特殊谋取特权，即便在特殊年代遭受了不公，也没有向组织提过要求。
1979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已经确认了向轩的军龄是从1933年算起，承认他是“中国最小红军长 士”，但向轩仍坚持“待遇够用即可”。
只能说，向轩的选择彰显了当时时代的复杂性，而他淡泊名利的背后，是对革命理想的坚守。
新中国成立后，他拒绝利用贺龙的关系谋职，即便在1950年代军队文化扫盲运动中，他也默默参与，帮助基层战士学习。
1979年，当廖汉生试图为他鸣不平时，他仍然强调“要看清自己的定位”。
此次会面后，廖汉生没有再坚持为向轩争取提级，但这段插曲却在军内引发讨论。
1982年，向轩以副军职离休，晚年生活简朴，2006年，廖汉生逝世，2025年，向轩以99岁高龄辞世。
这一事件揭示的不仅是向轩的个人命运，更是历史洪流中理想和现实的碰撞。
向轩的低调，廖汉生的耿直，共同勾勒出革命者超越功利的精神图谱。
正如向轩所言：“待遇高低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为何而战。”
向轩用一生诠释了何为“功成不必在我”，而廖汉生的“不平”，则是对历史公正性的深切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