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清末最后一位格格，溥义的亲侄女，在北京离世。临终时，她捐出了北京1套价值1200万的房子，还说出了一个大秘密。 北京二环内有座不起眼的四合院，院子里种着两棵老槐树，那年春天，九十六岁的金老太躺在病床上，颤巍巍地在捐赠协议上按下手印。 这套价值千万的宅子，连同她守了半个世纪的秘密，终于重见天日。 时光倒回1918年深秋，旅顺肃亲王府里传出婴儿啼哭，这是肃亲王善耆第十七个女儿，取名爱新觉罗·显琦。 王府账房记得清楚，小格格满月当天，光是给下人发的喜钱就装了三大筐。 可惜好景不长，四岁那年父母接连病故，奶娘抱着哭哑了嗓子的娃娃，穿过挂满白灯笼的长廊，把她交到三位异母姐姐手里。 府里的老嬷嬷常说："十七格格打小就跟旁人不同。"别的格格学绣花，她偏要跟着马夫学骑术；姐姐们裹小脚，她硬是把裹脚布塞进灶膛。 十二岁那年，她剪了满人姑娘的燕尾头，顶着齐耳短发去日本人开的学堂念书，把守门的老太监吓得直念"祖宗规矩坏喽"。 1932年开春，十五岁的显琦被哥哥塞进开往日本的渡轮，东京女子学校里，她头回见到穿西式校服的润麟表哥——末代皇后婉容的亲弟弟。 两人常在樱花树下用满语聊天，直到某天收到父亲病危的家书，匆匆赶回旅顺那日，肃亲王临终前攥着她的手："咱们家的指望，都在东洋人身上了。" 这话像块石头压在心头，十九岁从日本辍学归来，显琦躲在北平东四胡同的宅子里，把留声机音量拧到最大。 哥哥们忙着和日本人谈买卖，她却偷偷应聘了钟表公司顾问，头月工资还没捂热，全请同事吃了六国饭店的俄式大餐——这事儿后来成了王府茶余饭后的笑谈。 1949年深秋，解放军进城的马蹄声惊醒了睡梦中的显琦，哥哥们卷着细软逃往香港，丢给她六个嗷嗷待哺的侄儿。 账房捧着空匣子直跺脚："格格，咱库里就剩八块银元啦！"第二天清晨，胡同口杂货铺多了位戴白手套的老板娘。 她支起"益康洗衣坊"的招牌，把府里积压的丝绸被面全泡进皂角水里。 转年开春，洗衣坊赔得底朝天，显琦蹲在当铺柜台前，把祖母的翡翠镯子换了三袋白面。 粮店伙计好心提醒："您这老坑玻璃种，少说值这个数。"说着伸出五根手指，她摆摆手，扛着面袋深一脚浅一脚往回走，旗袍下摆沾满泥点子。 1952年惊蛰，海外汇款解了燃眉之急。她在自家四合院支起八仙桌，挂上"老川味"的蓝布幌子。 跑堂的是原先府里的厨子，颠勺时总念叨："格格您尝尝，这麻椒可是按成都方子炒的。"生意最火那阵子，前门大栅栏的板爷都爱来这儿歇脚，就为听老板娘用日语接国际长途。 好日子没过几年，1958年腊月廿三，几个戴棉帽的干部敲开院门。 那年她刚给中央领导做过日语翻译，抽屉里还收着总理接见的合影，来人递上逮捕令时，墙上的结婚照还蒙着红绸——画家丈夫马万里上个月才给她画了幅油画像。 牢房铁窗结冰碴的早晨，她趴在草席上写离婚申请，钢笔是拿棉裤腰带跟狱友换的，字迹被泪水晕开："万里同志，前路茫茫，勿念。" 十五年牢饭吃得胃出血，倒养出个老烟枪，出狱那天，管教递还私人物品，半盒飞马牌烟卷竟还留着。 1979年落实政策，六十一岁的显琦穿着农场发的劳动布褂子，站在北京文史馆报到处的台阶上。 看门大爷打量她满是老茧的手："老太太以前在哪儿高就啊？"她摸着墙根晒太阳，笑得眯起眼："给国家养过猪，种过水稻，还管过两千只鸭子。" 新世纪头一年，廊坊开发区的推土机轰隆隆开进盐碱地，八十三岁的显琦拄着拐杖站在土坡上，身后"爱心日语学校"的招牌在风里晃荡。 当年被她赊过账的杂货铺老板孙子，如今开着奥迪来送孙子念书。 老太太坐在藤椅里数捐款单，忽然冒了句："早知道皮大衣能卖六百块，当年该多留几件。" 最后的秘密是在协和医院ICU揭开的，监控仪发出刺耳警报时，她突然抓住护士手腕："我姐...芳子...被养父糟蹋过..." 这话惊动了来采访的记者，第二天的新闻标题写着：《末代格格临终曝川岛芳子辱秘闻》，而床头柜抽屉里，静静躺着泛黄的日文毕业证——东京女子学院家政系，1937届。 送葬那日，文史馆老同事在八宝山公墓外抽烟："金老师这辈子，比电视剧还跌宕。" 他们不知道的是，老太太临终前把养老钱全买了文具，捐给河北山区的希望小学。 那套价值千万的四合院，如今挂着"中日友好文化交流中心"的铜牌，春来秋往，海棠依旧。 参考资料：爱新觉罗·显琦 搜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