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北京大学一名教授路过时看见一位女子在卖字画，他随手拿起一幅展开后脸色大变，发现这竟然是一幅成吉思汗画像的真迹，于是花了3块钱买了下来。 1952年的北京，正处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难岁月。社会虽然稳定，但经济文化领域还在缓慢恢复与重建中。那时的学术研究资源有限，古文物鉴定工作尚未完全系统化，更多依靠学者丰富的知识与经验去辨识文化遗产。 北京大学考古系的教授史树青，便是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他满头灰白的头发与圆框眼镜是他学者身份的标志，更代表着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学问积累。 史树青教授出生于清末民初的知识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熏陶与古籍启蒙。成年后，他历经抗战沧桑，专注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文物的研究，成为北大考古系的重要学术力量。 他曾多次在看似寻常的街道小摊中发现宝贵文物，如清末爱国诗人丘逢甲的诗稿真迹，令学界震惊。史教授严谨的学风和敏锐的鉴赏力使得他在业内享有极高声誉。 1952年春，史树青像往常一样，于北京街头散步，享受这座城市初春的宁静。街道两旁的小贩摊点明显因物资短缺而显得简陋，却是文化传承的活跃点。正是在这里，史教授遇见了后来成为这段传奇故事中心的女子——崔月荣。 那天街头，史树青教授发现一个小摊前围满了好奇的人群，争论的焦点是一幅画作。画中人物神态非凡，服饰异于中原常见的汉民族装束，恍若蒙古族传统服饰。史教授走近仔细端详，眉头渐皱，出手拿起画卷后情绪陡然变化。 画中人物栩栩如生，神采威严，赫然是成吉思汗——这位蒙古帝国的伟大开创者！ 摊主是一位面容憔悴、神情复杂的中年女子。她注意到史教授突如其来的反应，急忙解释这画是家中旧物，自己也不知真假。挥洒出淡淡无奈的笑容后，她邀请史教授报价，希望能换取生活费。 令史教授震惊的是，这女子正是他的小学同学崔月荣。多年的社会动荡与生活变迁，让人改变不少，昔日同窗已沧桑许多。 经过简单寒暄，崔月荣透露她嫁给了重庆一个富家公子，公公曾是蒙疆使者，执掌贸易与外交使命。这幅成吉思汗画像历经家传，系公公当年出使外邦时偶得。 虽然公公未曾深入研究，家中一直视它为无价之宝。近年战乱频仍，家庭境况急剧恶化，崔月荣忍痛决定拿画售卖，换取维持生计的资金。 史树青心中激荡，深知画作价值非凡，毫不迟疑地掏出仅有的3块钱，将画买下。这个价钱远低于真迹价值，但崔月荣更看重史教授对文物的尊重与爱护。二人相约晚上共进晚餐，详谈缘由与后续处理。 晚餐中，崔月荣细说公公与蒙古使团往来故事，描绘那段历史时期蒙疆文化的融汇与冲突。 她透露画作保存虽稍显破损，但保留了元代绘画特征，画师显然匠心独运，令画作自带浓厚时代感与艺术价值。史树青察言观色，不断问询细节，判断画作极可能出自元代正统时期，意义非凡。 教授决定将画送往当地博物馆专家会鉴定。翌日，博物馆内聚集多位文物鉴定专家。他们配合史教授灯光下详查画纸质地和颜料成分，分析人物装束及面容细节。 专家组长是一位资深的元史研究员，当他确认画作服饰及人物气质符合史料记载时，脸上露出难以掩饰的兴奋之色。 鉴定报告最终公布：“这是第一次确认的成吉思汗画像真迹，极其罕见的国家宝藏！”这一消息不仅惊动了学术界，也在文化界掀起轩然大波。成吉思汗作为蒙古帝国奠基人，其真实面貌长久以来鲜为人知，这幅画像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独特价值。 一位年轻的历史研究生提出，这幅画像揭示了多元文化交融的历史脉络，也为元代艺术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史料支持。大家一致认为，这无疑是一笔历史与艺术的双重财富。 史树青深感骄傲，谈起发现时感慨：“历史常常潜藏在尘埃中，等待有心人的发现。每一件文物都是过去向我们述说的故事，我们的责任是将它们保存并传承下去。” 这幅成吉思汗画像很快被博物馆正式收藏，并作为特展主角之一展出。展览吸引了大量观众，媒体竞相报道，史树青教授因这次机缘巧合的发现而名声大噪。学术界对他不仅敬佩其渊博知识，更赞赏他对文化遗产的热忱与守护。 崔月荣的境况也因学界与社会关注有了改观。学校和有关机构提供了帮助，减轻了她家庭的经济压力。她感激地表示，从教授那里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学术发现，更是人情与文化的传承。 史树青教授后来投身于推动文物保护政策的倡导，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贡献巨大。他发表了多篇关于蒙古文化与元代历史的研究论文，成为该领域领军人物。他认为，文物不仅是历史书写的见证，更是连接现代人与过去的桥梁。 成吉思汗画像也被誉为民族文化的宝贵象征，成为研究蒙古族历史和元朝政治文化的重要实物。无数学者围绕其展开诺大研究，推动了历史学、艺术史、民族学的进步。该画像成为博物馆永久镇馆之宝，启示后人关注并珍惜中国多民族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