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1日，毛新宇夫妇来到了上海市华东医院，见到了当年秘密寻找毛岸英和毛岸青的中央特科战士李云。 2011年6月1日，上海华东医院的一间病房里，一场跨越七十余年的特殊会面正在进行。96岁高龄的李云老人坐在病床上，面前站着一位身着军装的中年男子和他的妻子——毛泽东主席的孙子毛新宇夫妇。 ＂这位老人家，是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在上海街头找回我父亲和叔叔的恩人啊！＂毛新宇握着老人的手，眼中泛起泪光。七十多年前，正是因为这位老人的执着寻找，流落街头的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才得以重返革命大家庭，最终前往苏联学习成长。 李云老人的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有神。听到毛新宇的话，她微微摇头，声音虽然颤抖却十分坚定：＂你不要感谢我，这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我也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而已。＂ 老人陷入了回忆。1935年的上海，风雨飘摇。那时的她只有20岁，曾用名祝修贞，是中央特科的一名年轻战士。一天，她的丈夫徐强突然神色凝重地找到她，交给她一项特殊任务——寻找两个男孩。 ＂你想办法找两个男孩子，他们是烈士的后代，兄弟俩形影不离，大的十三四岁，小的十一二岁左右。＂徐强只告诉她这么多信息，＂要在老西门一带寻找。＂ ＂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两个孩子肯定有特殊的背景。＂李云回忆道，＂老西门一带布置了不止我一个人在找，说明这个任务很重要。＂ 为了寻找这两个孩子，李云每天早出晚归，在老西门附近的八仙桥小菜场、铁马路等地方细心观察每一个符合条件的流浪儿童。她常常要在一个地方站上半天，远远地观察那些拾垃圾、穿着破烂的小孩，生怕引起特务的注意。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要找的是毛主席的儿子。＂李云说到这里时，声音哽咽了。 毛新宇静静地听着，时不时点头。回忆起那段艰难的岁月，李云眼中的泪水再也忍不住流了下来。她说，当时上海敌人的特务网很严密，一个不小心就会暴露自己，给组织带来危险。寻找的过程充满了艰辛，足足持续了半年多时间。 那是在1930年深秋，湖南长沙狱中传来一声枪响，年轻的杨开慧倒在了血泊中，留下了三个年幼的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 1931年春，三兄弟被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护送来到上海，进入了位于南昌路48号的大同幼稚园。这所幼稚园表面上是由牧师董健吾创办的，实际上是中共历史上创办的第一所幼儿园，由革命互济会和赤色互济会出资所办，专门收留烈士遗孤和党的领导人子女。 ＂我们在幼稚园一切都好，你们不用担心，就是岸龙睡觉不老实，总踢被子，还常常尿床……＂毛岸英在给父亲的信中这样写道。看到这封信时，毛泽东欣慰地说：＂岸英真是个好伢子啊！＂ 然而好景不长，1931年4月，年仅四岁的毛岸龙因患痢疾不幸去世。同年，顾顺章叛变，大同幼稚园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半年后，一名保育员突然失踪，为了安全起见，幼稚园被迫停办，园内孩子被分散安置。 董健吾考虑到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在上海无亲无故，就将他们接到自己家中，由前妻黄慧光照顾，兄弟俩从进入大同幼稚园起就改名为＂杨永福＂和＂杨永寿＂。最初，上海党组织每月还会提供10个大洋的补贴，但随着白区斗争的加剧，党组织遭受重创，经费断了。 董家生活陷入困境，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典当家中值钱的物件。黄慧光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干起粗活重活换取微薄收入。1935年，毛岸青先是被荨麻疹折磨，随后毛岸英也染上风寒。一次，董健吾外出，黄慧光不知何故用火钳打伤了毛岸青的耳朵，兄弟俩愤然出走，开始了流浪生活。 流浪街头的兄弟俩先是在一家烧饼铺当学徒，每天天未亮就被揪着耳朵起床，穿梭于市集之间采购食材，毛岸青还要照顾店家的儿子。即使他们小心翼翼不惹事，也常遭到无情的拳打脚踢。后来因与店家少爷发生冲突，兄弟俩被赶出烧饼铺，只能在一座破庙中栖身。 毛岸英找了一份卖报的活计，但街头卖报也有严格的规矩和地域划分。不懂规矩的他们常被地痞流氓欺负。有时，他们会在大桥上帮助路过的面包车推车，换取几个铜板。即便生活如此艰难，兄弟俩还是节衣缩食，积攒下十几个铜板购买了一本《学生字典》。 一天，毛岸青在报纸上看到毛泽覃被击毙的消息，愤怒地在电线杆上写下＂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却遭到几名法国巡捕的毒打，直到昏死过去。幸好一些黄包车工人将兄弟俩拉回破庙安置。 就在这危难之际，李云找到了他们。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他要求加紧寻找这两个孩子。一天，李云在城隍庙附近看到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请他们吃了一碗粥，但孩子们警觉地不发一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