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陈独秀在江津病逝，临终之前，陈独秀叫来自己的妻子潘兰珍叮嘱道：“其一，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其二，有一事要切记，为夫立身人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操守。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 1942年五月末的江津县城，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草药苦涩的味道，五十出头的潘兰珍守在病榻前，看着丈夫蜡黄的面孔。 这位曾经在历史洪流中掀起惊涛骇浪的人物，如今连翻身都要人搀扶。外头蝉鸣声透过窗纸传进来，混着中药罐子咕嘟咕嘟的响动，让屋里显得愈发寂静。 陈独秀躺在竹席上，手指微微动了动，潘兰珍赶忙俯身过去，听见丈夫用气声断断续续交代后事。 教育部每月寄来的钱款得原封不动退回去，这是老头子最后的倔强。 潘兰珍抹了把眼泪，想起十年前在上海弄堂初遇时的情景，那时候她还不知道这个自称王先生的教书匠，就是被国民党悬赏三万大洋的通缉犯。 时间倒回1930年的上海闸北，清晨的薄雾还没散尽，潘兰珍拎着竹篮去老虎灶打热水。她租住的亭子间隔壁新搬来个穿长衫的老先生，总爱在弄堂口买粢饭团当早饭。 有次她晾的衣裳被风吹落，还是这位王先生帮忙捡起来的，街坊们都说新邻居是个落魄文人，靠给人代写书信糊口。 谁也没想到这个成天泡在茶馆看报纸的老头，竟是当年叱咤风云的《新青年》创办人。 潘兰珍记得特别清楚，那年腊月二十三小年夜，她端着自家包的荠菜饺子去隔壁，正撞见两个便衣在翻箱倒柜。 王先生被反绑在藤椅上，看见她进来急得直瞪眼，后来报纸上登出"共党要犯陈独秀落网"的消息，她才恍然大悟。这个平时教她识字念诗的先生，竟是国民党重金悬赏的"匪首"。 南京老虎桥监狱的探视日，潘兰珍总是天不亮就起身，她背着小包袱挤上闷罐车，怀里揣着新抄的《楚辞》。 看守们起初当她是普通家属，后来发现这女人风雨无阻地送书送药，连典狱长都记住了这个操着南通口音的小媳妇。 陈独秀在牢里反而胖了些，他把囚室当书房，写起文章来能熬通宵。潘兰珍不识字，但知道丈夫在写要紧东西，总把省下的菜钱换成稿纸。 1937年夏天，外头传来卢沟桥打仗的消息，陈独秀出狱时头发全白了，走路要拄拐杖。两口子从武汉辗转逃到重庆，最后在江津城外石墙院安顿下来。 三儿子陈松年拖家带口来投奔，老屋里挤得转不开身，潘兰珍既要照顾瞎眼的婆婆，又要给全家人缝补浆洗。 最难的时候，她偷偷去码头扛过麻包，肩膀磨出血也不敢让丈夫知道。 蒋介石那边始终没死心，教育部的汇款单每月准时寄到，附信里总说"仲甫先生学界泰斗"。陈独秀把这些信封原样退回，转头却要喝掺了糠皮的稀粥。 有回老部下带着整箱现大洋上门，被他举着扫帚赶出院子。 潘兰珍躲在灶间抹眼泪，她明白丈夫宁肯饿死也不吃"官家饭"——两个儿子都死在国民党手里，这是扎在他心头的刺。 最后那半年，陈独秀的血压高得吓人，听说蚕豆能降血压，他拖着病体去后山摘野蚕豆。哪晓得前夜下过雨，半筐蚕豆捂在竹篓里发了霉。 吃完上吐下泻，本就虚弱的身子彻底垮了，临终前那天清晨，他忽然精神起来，非要潘兰珍搀着到院子里晒太阳。 五月的阳光暖烘烘的，照在褪色的蓝布长衫上。他眯着眼看屋檐下的蜘蛛网，嘴里念叨着老家安庆的油煎毛豆腐。 江津县卫生院的大夫来打强心针时，陈独秀已经说不出话，潘兰珍攥着他枯瘦的手，感觉那点体温渐渐凉下去。 按照生前嘱咐，她没要政府给的抚恤金，把教育部寄的钱全退了回去。街坊们都说潘兰珍傻，守着几箱子书稿能顶什么用。 可他们不知道，那些年探监时藏在饭盒底的诗稿，早被陈独秀改成了《小学识字课本》。这是老头子留给她的念想，比金山银山都金贵。 后来潘兰珍给人当过保姆，在纱厂干过零活，有年冬天特别冷，她把丈夫的旧棉袍拆了改小袄。 从夹层里掉出张发黄的纸片，上头是陈独秀的笔迹："兰珍伴我于患难，此生无以为报"。 她对着油灯看了半宿，第二天照常去江边洗衣服，搓衣板在青石上磨得发亮，就像这些年被生活磋磨的心气。 直到1953年病逝，她始终守着石墙院的老屋，还有那几箱从不示人的手稿。 如今江津档案馆里还存着当年的汇款单存根，褪色的蓝墨水写着"陈仲甫先生亲启"。 潘兰珍按的手印清晰可辨，旁边备注栏工工整整写着"拒收"二字。这些泛黄的纸片和石墙院里疯长的野蚕豆，成了那段往事最沉默的见证。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风雨相伴十二年——陈独秀与潘兰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