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人当面顶撞蒋介石，蒋介石很生气，骂孙立人自私。不料孙立人火气更大，一点也不惯

孙立人当面顶撞蒋介石，蒋介石很生气，骂孙立人自私。不料孙立人火气更大，一点也不惯着他。他质问蒋介石：“我自私？你才自私。就因为汤恩伯是你的嫡系部队，你就要把整编好的部队调走，共军再打过来，你拿什么去打？到那时候，看你往哪里跑？你只有往太平洋里跳！” 1945年，孙立人在艾森豪威尔的邀请下，前往欧洲会见了多位盟军高级将领，包括巴顿和蒙哥马利等。结束欧洲之行后，他与夫人又前往美国进行了一番参观和休息。 二战结束之际，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美国政府通过官方文函邀请中国派遣5万人驻军占领日本，希望由有着卓越抗战功绩的孙立人将军领军。孙立人曾留学美国，他的部队在缅甸战场上表现出色，因此深受美方青睐。孙立人的这一次欧美访问，无疑是其军事生涯中的一个高光时刻，也因此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被誉为“东方英雄”。 然而，当孙立人满载荣誉回国，向蒋介石报告时，情况却出现了转折。蒋介石的反应并不热烈，反而出现了严厉的斥责，显然对孙立人的高调行程感到不满。在此关键时刻，中国国内形势复杂，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的注意力被转向了对国内战场的控制与利益争夺，即所谓的“下山摘桃子”策略。 蒋介石的答复是他的政治策略与外交思维，他仅同意派遣5000人的象征性军队前往日本，远低于美国的要求。这一决策背后，隐藏着蒋的一贯理念：“攘外必先安内”，即在对外政策和军事行动上，始终优先考虑内部安全与政权稳定。这种思维在当时的国际与国内双重压力下显得尤为突出。 对于美国的再三要求，蒋介石最终作出让步，决定派遣两支精锐部队——荣誉1师和荣誉2师合编的67师前往日本。这支部队特别从越南河内接受日本投降的任务中归来，而后又在上海江湾进行短暂的调整与补充。在这期间，第67师进行了一系列严格的选拔与训练，包括淘汰身体条件较差的官兵，选拔身高1.70米以上、教育程度至少小学以上的士兵，同时还加强了军容仪表和国际交往礼节的训练，包括西餐礼仪与交谊舞技能。 1945年10月，美军在日本的存在引发了新的军事动向。美军希望中国能派出一支五万人的部队进驻日本，其中特别提到孙立人的新一军。然而，蒋介石拒绝了这一提议。这一决策可能与他的内心戒备有关，孙立人刚从美国归来，蒋介石可能认为美国此举有意支持孙立人，从而对他产生了更深的猜疑。 1946年初，蒋介石安排孙立人前往华盛顿参加联合国参谋首长会议，看似是对孙立人的重用，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上的边缘化。此后，孙立人在对抗林彪的战斗中遭遇挫折，这成了蒋介石进一步限制其军事权力的依据。 1946年5月，中国驻日占领军的先遣队伍及第67师师长戴坚前往日本与美军进行协商，确定中国军队的驻扎地点。经过协商，中国军队最初驻扎在日本的爱知县，如有必要，还可扩展至三重县与静冈县。 然而，就在国防部发布占领军正式进驻日本的命令后不久，国内战场的需求迫使蒋介石改变了计划。1946年6月，蒋介石急令第67师迅速转移至苏鲁豫解放区进行军事行动，期望能够迅速取得战果。这一决定导致原定参与日本占领的第67师被紧急调回，投入了国内的战场。在苏中地区，第67师不幸在海安、如皋地区遭到华东野战军的重创，这原本用于日本占领的精锐部队，因内战的需要而未能实现其国际任务，说明蒋介石在国内外政策选择上的矛盾与复杂性。 1947年7月15日，孙立人被调任代理陆军副总司令兼任陆军训练司令，虽然看似晋升，实际上是进一步的权力削弱。在这一职位上，孙立人的职责主要被限制在军事训练上，而实际的军事指挥权依旧掌握在蒋介石手中。 1949年10月，台湾已成为国民党的新阵地，此时，蒋介石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如何有效整编逾90万撤退至台湾的军队。这些部队大多属于蒋的嫡系，其中不乏高级将领，他们对待遇极为敏感。国防部对此任务推诿不前，最终，这一艰巨的任务落在了孙立人肩上。 孙立人在整编过程中遵循严格的原则，但这种做法却引发了与黄埔系的深刻矛盾。黄埔系认为孙的方法过于刻板，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因此多次向蒋介石投诉。尽管蒋介石对孙立人的做法不满，但由于他对整编工作的重要性，蒋介石并未对孙立人进行过多干预。然而，随着汤恩伯部队的到来，蒋介石与孙立人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 汤恩伯的部队被视为战斗力低下，孙立人认为需要长达半年以上的时间进行重组训练，因此初步安排他们驻扎在一些国小校舍。蒋介石对此安排感到愤怒，质疑孙立人的自私，认为孙立人应该让出自己的军营。孙立人则坚持自己的决定，认为这是最实际的安排。这一争执最终导致蒋介石对孙立人的信任出现动摇。 与此同时，孙立人也与蒋氏父子在军队管理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蒋经国采纳苏联模式，强化政工体系，而孙立人则受美式教育影响，主张军队应保持国家属性而非成为某个党派的工具。孙立人对国民党内部庸俗腐败的政工人员深感失望，公开反对蒋氏的政工体系。这使得孙立人更加孤立，被视为蒋氏政权的潜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