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比较客观阐述了希特勒早期思想的演变，我个人非常推荐阅读。韦伯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来佐证Rainer Zitelmann在Hitler's National Socialism一书里的一个论点：尽管反共在希特勒思想中无疑发挥有很大作用，但是像恩斯特·诺尔特这样的历史学家把希特勒思想的核心目标完全用反共来解释，完全是夸大了这个作用，因而也是片面的。
背景说明：在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灭亡后，希特勒开始参加由卡尔·迈尔（Karl Mayr）负责的国防军反共宣传指导课程，这些课程的几位讲师中，有一位是经常被人错认为“纳粹左派”的德国工人党党员戈特弗里德·费德（Gottfried Feder）。费德宣扬一种带有浓厚“反资本主义”色彩的反犹思想，深深影响了希特勒，导致希特勒在政治上激进化成了一名反犹主义者，促使希特勒加入了德国工人党。第三帝国建立后，希特勒不再严格坚持费德理论保卫“产业资本”而只反对“借贷资本”的立场，但是他的公开和私下讲话以及纳粹德国的宣传仍然不时把犹太人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
作为自己职责的一部分，希特勒不得不从迈尔那里接手一些耗时的任务。在希特勒读完德雷克斯勒的小册子后的一天，迈尔把自己从乌尔姆的阿道夫·盖姆利希（Adolf Gemlich）那里收到的一封信转交给了他，盖姆利希曾经参加过他的一个宣传课程。迈尔在附言中请希特勒写一封一到两页的回信。盖姆利希，一位出生在德国北部波美拉尼亚的新教徒——巧合的是，希特勒在战争的最后几周就是在这个小镇的陆军医院度过的——问了迈尔：“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对犹太人持什么态度？犹太人是不是社会主义宣言里‘民族平等’的一部分，尽管我们必须把他们视为对我们民族的威胁？”
就像在莱希菲尔德已经日渐明显的那样，这次提问涉及到了一个此时希特勒已经最为关心的问题。所以，当他在[1919年]9月16日坐下来工作时，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起草对盖姆利希的答复上，写出了一份比要求他写的要长很多的声明。
他在信中说到的东西和没说到的同样能揭示很多。希特勒告诉盖姆利希，大多数德国人反犹的原因大多是错的。他认为，他们的反犹主义是他们与犹太人不愉快的个人遭遇造成的，因此往往带有“单纯情感的特征”。然而，他继续说，这种类型的反犹主义忽视了更重要的东西，也就是“犹太人作为一个整体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我们民族产生的有害影响"。所以，他呼吁反犹主义不应建立在情绪之上，而应建立在“对事实的洞察”之上。
希特勒告诉盖姆利希，犹太人对自己生活在其中的民族来说就像“寄生虫”一样。此外，他还说，“犹太人完全是一个种族，而不是一个宗教团体”；犹太人会采用自己选择居住的民族的语言，但除此之外从来都不会从宿主那里采用任何别的东西。他写道，由于“一千年的近亲繁殖”，犹太人从未与自己居住的民族发生过混血。希特勒无视或者漠视了战前德国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高通婚率，认为犹太人保持着自己的种族及其特征。所以，他们是生活在德国人中间的“非德国的外来种族”，从而用他们的物质主义感染了德国人。
希特勒宣称，犹太人的“情感”，甚至他们的“思想和野心”，都被“他们围绕金牛犊的舞蹈”所支配，结果“犹太人”变成了“自己的宿主民族身上的寄生虫”。犹太人用来做到这点的手段是“金钱的力量，这种力量通过利息在犹太人手中毫不费力、无休止地倍增。金钱将所有枷锁中最危险的枷锁套在了各民族的脖子上，它们却很难透过最初的金色迷雾看清金钱最终带来的悲惨后果。”在这里我们听到他清晰呼应了戈特弗里德·费德表达的观点。
希特勒认为，犹太人的物质主义造成了“各民族的种族结核病”，因为犹太人败坏了自己宿主民族的性格。他认为，从根本上说，由于犹太人“寄生虫”一样的行为，各个宿主民族开始像犹太人自己一样行事：“他（也就是犹太人）通过嘲弄、通过无耻地引诱人们染上恶习，摧毁了[......]一个民族对自身和自身力量的自豪感。”他写道，与其对犹太人进行毫无意义的集体屠杀（pogrom），各国政府不如限制犹太人的权利，最终把犹太人彻底赶出他们的宿主民族：“纯粹出于感情原因的反犹主义最终会以集体屠杀（pogrom）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理性的反犹太主义必然会促使实施一种法律来系统性消除犹太人所拥有的特权[......]而理性的反犹太主义最终、不可动摇的目标必须是彻底清除犹太人。”
希特勒认为，要限制犹太人的权利，德国需要一种不同的政府，“一种有民族力量的政府，而绝不是一种缺乏民族力量的政府”。这位未来的第三帝国领袖认为，德国的“复兴”只能通过“具有内在责任感的爱国领袖的无情努力”来实现。在他的声明中，希特勒使自己与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建制派对立了起来。例如，1919 年秋，慕尼黑大主教迈克尔·冯·福尔哈伯（Michael von Faulhaber）在慕尼黑最大的演讲场所克罗内马戏场（Circus Krone）的一次活动上公开警告说，“不要过分渲染统治者的权力，也不要把专制国家偶像化”。
在声明中，希特勒也因为自己对国际主义的憎恨而使自己与福尔哈伯和慕尼黑的天主教建制派对立了起来。对这位慕尼黑大主教来说，作为巴伐利亚人、德国人和国际主义者并不矛盾，这点在他写给自由主义的德国民主党政治家、一份国际主义研究的作者弗里德里希·菲克（Friedrich Fick）的信中可以看出：“我谨向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感谢您将您关于‘防止各国人民之间诽谤和侮辱的国际保护’的研究报告寄给我。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您[......]以如此彻底和务实的方式倡导各国人民之间的真诚。”1919年11月7日，也就是巴伐利亚革命爆发整整一年后，福尔哈伯如是说。“各国相互诽谤所造成的破坏，以及相互诚实所蕴含的对国际和平的保障，本身就足以成为组织一次国际大会的充分理由，大会会按照您的研究报告中提出的指导方针讨论这个议题。”
希特勒写给阿道夫·盖姆利希的信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从表面上读，它似乎是对大屠杀（Holocaust）的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预示。从表面上看，这封信似乎既反映又代表了1919年慕尼黑反犹主义的突然高涨。但很可能并非如此。虽然希特勒在1919年9月的反犹主义并不原创，而且虽然也有相当一部分巴伐利亚人，尤其是军队中的反犹主义者表达了这种情绪，但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并没有采取革命后慕尼黑最流行的那种反犹主义——反布尔什维克的仇犹思想——的形式。相反，它具有反资本主义的性质，矛头直指金融资本主义。例如，1919 年 11 月，慕尼黑警察局得出结论说，慕尼黑流行的反犹主义是由“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开始以来犹太人的特别出现等等”以及把犹太人与暴利和敲诈相提并论所助长的，但并未提及金融资本主义。
与此同时，尽管盖姆利希的提问明确询问了社会主义与犹太人的关系，但反布尔什维克主义根本没有出现在希特勒的信中。因此，希特勒的反犹主义并不是由在革命和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时期聚集起来的反犹风暴推动的。与希特勒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地针对所有犹太人的反犹主义不同，那种反犹主义中仍还给犹太人留有空间，就像传统的上巴伐利亚天主教反犹主义一样。实际上，那种反犹主义仍然让一些犹太人——他们正是被希特勒憎恨的那类犹太人的典型——在慕尼黑感到自在。例如，克拉里贝尔·康妮（Claribel Cone）虽然是犹太人、美国人，而且非常富有，但她仍然非常享受在慕尼黑的生活，而且似乎在这座城市受到了很好的待遇。
1914 年至 1917 年以及战争结束后至 1920 年，康妮一直居住在慕尼黑，她原来是一名内科医生和病理学家，50多岁时成为一名休闲女士和艺术收藏家。她在慕尼黑的生活是如此奢华，以至于她在慕尼黑最豪华的酒店 Regina Palasthotel 度过了自己在慕尼黑的整段时光。尽管卡尔·迈尔和第四区军事委员会的其他官员在这家酒店办公，希特勒也可能经常光顾，但她在一战后对自己在慕尼黑生活的描述还是和对她之前在慕尼黑的经历一样积极。
一战后，由于美国护照的限制，她不得不计划迁往美国。然而，这位头发几近花白的美国女人仍然非常喜欢待在慕尼黑，以至于在希特勒首次出席德国工人党会议的前十天，也就是9月2日，她给姐姐写信说：“和往常一样，我已经深深扎根于我碰巧居住的地方，要让我走，需要的不仅仅是马匹。”12月初，她给巴尔的摩的姐姐写信说：“我在这里没怎么睡——我一直在‘erlebing’——这是我自己创造的一个词，因为没有一个英语单词能表达我在过去五年半的战争岁月里在这里的Erlebnisse[经历]。”就在圣诞节前，12月23日，她向姐姐报告说，德国的情况确实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她当然不会对慕尼黑经历的政治动荡视而不见。然而，她在信中并没有对自己——一个典型的富有美国犹太资本家——所受到的待遇表现出任何担忧：
总的来说，德国正逐渐从沸腾的白热化症状中平静下来，逐渐接近正常状态。但是，康复的迹象仍然存在——更正确地说，在康复的过程中，她所遭受的严重疾病的迹象仍然存在。但我相信，她是出于好意，最终会完全康复的。
这位犹太艺术品收藏家详细阐述了她为何如此喜欢在德国的生活：“德国有很多优秀的品质。[……]这是个“Dichter and Denker”（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旧世界的氛围、文化和传统仍然在这个日复一日的世界上留下了痕迹，随着风暴——（沸腾，这么说会前后一致一点）的消退，人们开始重新感受到这个世界的魅力，这个世界的背景（也许我该说是它的主干？）是种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或者已经开始存在了的文化。”
就算在后来成为纳粹党重要成员的慕尼黑警察局长恩斯特·波纳（Ernst Pöhner）的反犹主义中，犹太人在 1919 年秋天仍有存在的空间。但希特勒的反犹主义没给这样的空间。尽管如此，正因为希特勒当时的反犹主义在核心层面上并不是反布尔什维克的，所以它不仅不同于慕尼黑的主流反犹主义，也不同于他在20世纪40年代有的反布尔什维克反犹主义[1]。希特勒在1919年9月的反犹主义也没有像后来那样直接与对“Lebensraum”（或者说生存空间）的追求联系在一起，尽管希特勒在给盖姆利希的信中依据的设想是，一个没有犹太人的世界会是个美好的世界。
希特勒在1919年夏天突然转变为激进的反犹太主义者，这不仅是他追求建立一个能够抵御内外冲击的德国的直接结果，也是这种追求的一个应变量。也就是说，尽管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是希特勒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们并不是出发点；希特勒的政治化及其在1919年夏天建立起来的持续的中心思想是一种想要避免德国再次战败而且建立一个有助于实现这种目标的国家的冲动，而不是为了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本身而鼓动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
希特勒向反犹主义的转变是基于两个观点：第一，犹太资本主义（类似于戈特弗里德·费德向他教导的）是德国软弱的最大根源；第二，犹太人是一个具有不可改变的有害特征的种族，需要从德国彻底清除出去。在希特勒给盖姆利希的信稿（由迈尔转寄，在信中附有他自己的封面说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把建立在非理性信仰和第一原理基础上的论点理性地运用到了如何建立一个永远安全的德国这个问题上。
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希特勒带有生物学色彩的“全有或全无”的言论，人们很容易认为，到1919年9月，希特勒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最终想要把所有犹太人都赶出德国，尽管他还无法想象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至于事实是否真的如此，以及在这些方面与他有过接触的人当时是否理解希特勒战后早期的反犹主义，还有待研究。
与此同时，希特勒在起草给盖姆利希的信的时候也必须决定要不要接受安东·德雷克斯勒的邀请，加入德国工人党。最终，希特勒这位“下士”没有让德国工人党的主席失望。9月12日德国工人党会议的记忆，以及当天清晨阅读德雷克斯勒小册子的情景，仍然深深触动着希特勒。因此，他决定接受德雷克斯勒的邀请，参加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
一张1931年题为“打倒谎言”的纳粹宣传海报，蛇腹的文字是“马克思主义”，蛇背的文字是“高端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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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中译者注：韦伯在这里没能指出的是，希特勒在1940年代之前的反布尔什维克反犹主义的确是比较真诚的，但各种资料（不只《桌上谈话》，也有他给墨索里尼的信件以及他的军事会议言论等等）已经表明，虽然希特勒在1940年代仍然相信布尔什维克是犹太人的创造，但是他已经不再相信纳粹在公开宣传里特别针对苏联而创造出的那种“犹太布尔什维克”说辞，因为他认为斯大林不是犹太人的傀儡（因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布尔什维克）。甚至有资料表明希姆莱也是如此，这个问题我以后也许会具体写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