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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港商郑庆飞，生父是革命烈士，母亲再嫁的对象是徐向前元帅，而他那位同母的弟弟如今是位中将。他34岁才知道自己的身世，34岁之前，郑庆飞在香港的生意场上摸爬滚打，日子过得平稳又实在。真正让郑庆飞后来不断追问的，却不是徐向前元帅这个名字，而是从未谋面的生父郑德。郑德1911年出生于广东汕头。大革命失败后，郑德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随后进入广东航空学校第五期学习飞行。那时候中国自己的航空人才很少，能系统接触飞行技术的人更少。1935年，郑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郑德奉命来到延安，先后在摩托学校和抗日军政大学任教，过去学到的航空和技术知识，这时有了新的用途。1938年夏天，新的任务又来了。周恩来派郑德前往新疆，从事航空训练的组织和教育工作。新疆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培养航空人才的重要地点之一，郑德既懂飞行，又有组织工作经验，因此承担了具体训练任务。郑德此行与黄杰分别后，两人的家庭生活也被工作彻底打断。黄杰同样不是普通的烈士家属。黄杰早年参加革命，后来长期从事妇女工作和组织工作。1940年到延安后，黄杰曾任延安第一保育院院长、陕甘宁边区妇联组织部部长。战争年代的保育院承担着照顾干部子女、烈士遗孤等任务，吃饭、住宿、疾病防治和儿童教育都得有人负责。黄杰每天面对的并不是轻松差事，而是一群需要安稳生活的孩子。与此同时，郑德在新疆的处境已经发生变化。1940年9月，郑德奉命撤回延安，途中遭到国民党方面扣押。此后近两年间，郑德一直被关押，面对刑讯没有改变立场。1942年7月，31岁的郑德牺牲。郑德留给黄杰的遗书中，最重要的意思并不是安排个人生活，而是希望黄杰继续革命工作，不要因为家庭遭遇放松事业。郑庆飞那时年纪太小，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因为战争和革命工作的需要，郑庆飞后来由郑家亲属照料，并在香港生活。郑庆飞长大后做技术、经商，对自己的家庭来历知道得很少，更不知道父亲曾经参与过中国共产党早期航空人才培养。黄杰的人生则继续向前。1946年5月4日，黄杰与徐向前结婚。新中国成立以后，黄杰还曾在纺织工业部门从事干部和人事工作。1947年出生的徐小岩后来学习计算机专业，进入军队通信和装备科技领域，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这些名字和经历，郑庆飞到了1973年才真正串到一起。这一年，周恩来专门指示有关人员寻找郑德烈士遗孤。组织最终找到了生活在香港的郑庆飞，并安排郑庆飞与黄杰重逢。三十四岁的郑庆飞这才知道，自己的名字、父亲的牺牲以及母亲多年以前的经历，都与中国早期航空事业有关。但事情并没有在母子相认后结束。郑德当年承担过地下工作，很多档案资料曾经销毁，熟悉郑德经历的人也越来越少。郑庆飞一家后来开始配合有关方面寻找和整理资料。真正有明显进展是在2017年以后，东北老航校研究会陆续在延安、西安等地查找到郑德的历史材料，还找到了周恩来的有关批示和中央组织部门留下的文件。这些材料逐渐把郑德的人生补全。广东航空学校学习飞行，延安任教，新疆承担航空训练任务，1940年被扣，1942年牺牲，一条原本散落多年的经历重新连了起来。2019年10月，郑德的姓名被补刻进中国航空博物馆英烈墙。同年12月1日，东北老航校研究会在中国航空博物馆举行祭奠郑德烈士仪式，郑德亲属、军史研究人员以及相关单位代表参加。到了这个时候，郑庆飞三十四岁时突然得知的那段身世，已经不再只是郑家的家事。郑德作为早期航空事业参与者留下的经历，经过几十年的寻找和整理，终于有了更加完整、可以查证的历史记录。郑庆飞后来真正花力气做的，也正是把父亲留下的这段经历一点点找回来。

杨靖宇，革命烈士1905—1940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人，东北抗日联军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赴东北领导抗日斗争。历任东北抗联第一军军长兼政委、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率部在白山黑水间与日伪军浴血奋战。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濛江县三道崴子壮烈殉国，年仅35岁。敌人剖开其遗体，发现胃中仅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无一粒粮食。濛江县后更名为靖宇县，以志永久纪念。

吴兰成（1931年2020年），出生于福建，革命烈士吴石将军长女，曾任内蒙古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很多人记住吴石将军，是因为他在台湾牺牲时的悲壮经历，却很少知道，他的长女吴兰成，也用一辈子走完了另一条艰难道路。那时，吴兰成正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读书，专心学医，并不知道父亲已经为信仰献出生命。吴石烈士的身份当时还没有公开确认，她只能背着旧军官家属的标签生活，面对周围人的异样眼光，却没有机会解释，也没有地方诉说。从顶尖医学院毕业后，她没有留在条件更好的城市，而是服从分配，去了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的牙克石。这一步，意味着什么？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牙克石，冬天最低气温能降到零下40摄氏度，医院条件简陋，房屋漏风，药品和器械都不够用。来自江南的吴兰成，很快发现，自己拿到的不是一份只负责看门诊的工作。产妇难产，她要接生，甚至临时承担麻醉工作。有人冻伤，她要处理伤口，必要时还得徒手复位。孩子高烧惊厥，她没有完善的检测设备，只能凭经验判断病情，想办法控制风险。消毒用品不够，就用烈酒，药物不充足，就想办法就地寻找可用药材。在城市医院，儿科、妇产科、麻醉科往往各有分工，可在偏远林区，一个医生常常要顶几个人用。林区工人分散在各个伐木点，孩子和产妇又经不起长途折腾，吴兰成只能背着药箱奔波，哪里有急症就往哪里赶。1958年，林区正式设立儿科，由她负责把这个科室从无到有建起来。白天，她不断接诊，晚上整理病例，把多年积累下来的经验写成适合当地条件的儿科诊疗手册，还开办学习班，带出一批基层儿科医护人员。这件事看起来不如抢救一名病人那样惊险，却更难坚持。一个人能救急，未必能把经验留下来，更未必能培养出一支队伍。吴兰成做的，正是把个人能力变成了基层医疗可以持续使用的办法。后来，林区发生小儿病毒性肺炎疫情，她昼夜守在岗位上，尽力降低当地儿童患病死亡率。百姓看在眼里，也记在心里，亲切地叫她吴妈妈。这个称呼，不只是因为她会看病，更因为在那个医疗条件紧张的年代，许多家庭把孩子的安危交给了她。更难熬的日子还在后面。很长一段时间，吴石烈士的身份没有得到正式确认，吴兰成也因此受到无端批判，职务被撤销。她明明承受着委屈，却没有离开林区，更没有把这些遭遇变成拒绝工作的理由。有人可能会问，她是烈士的女儿，为什么不争取换个环境？问题在于，她似乎从没有把父亲的身份当成个人待遇。即便工作受影响，她依旧背着药箱前往深山和伐木点，继续为工人和孩子看病。别人看到的是她出身不普通，她想到的却是眼前还有病人等着。这种选择，在当时并不只有吴兰成一个人面对。许多边远地区的基层医护人员，也长期在缺药、缺设备、交通不便的环境里工作，只是他们留下的名字不多，日常坚守也很少被记录。医疗进步不只是靠大医院和先进设备，很多时候，也靠一个医生在偏远地点反复做最基础的事。1973年，吴石烈士身份得到正式确认，上级给了吴兰成调往大城市的机会。她没有马上离开，而是把林区的工作全部交接完成，才离开自己奋斗了二十多年的地方。二十多年，足以让一个年轻人变成中年人，也足以让一个陌生地方变成精神故乡。她离开牙克石时，带走的不是功名，而是多年诊疗经验，以及当地百姓对她的信任。后来，吴兰成进入中医科学院继续深耕学术，又转向中医药对外传播。出国期间，她省下差旅经费，捐给基层医疗点位。生活上，她始终保持节俭朴素，没有因为家庭经历得到确认，就改变自己的处事方式。父亲选择在危险中坚守，女儿选择在边疆日复一日治病救人。两代人的道路不同，一个面对的是生死考验，一个面对的是漫长、重复、容易被忽略的基层工作，可方向是一样的。真正难做到的，往往不是某一天拼尽全力，而是二十多年都不把个人得失放在前面。吴兰成没有靠烈士后代身份换取优待，也很少主动向外人提起家事，她把父辈留下的信念，放进了每一次接诊、每一趟出诊、每一份诊疗记录里。如果没有那些漏风的房间、零下40℃的冬天和缺医少药的林区，我们或许很难理解她的选择有多重。一个人为什么愿意把最好的年华交给偏远之地？又是什么力量，让她在受到批评、职务被撤销后，仍然背起药箱出发？答案可能没有那么复杂，她只是认定，医生该去病人最需要的地方。吴石的故事让人记住牺牲，吴兰成的故事则让人看到，家国责任并不只存在于轰轰烈烈的时刻，也藏在几十年如一日的普通工作里。这样的坚守，你怎么看？

这张照片拍摄于1905年9月24日的北京正阳门火车站。记录的是革命烈士吴樾行刺清廷五大臣失败后被清军拖出车厢的惨烈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