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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德莱恩认输,带头放弃追赶中美两大国,一众欧洲企业满心不甘心

欧洲这是准备认输了吗?

面对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不断加码,冯德莱恩却提出,欧洲不必把所有筹码都押在最前沿的大模型上,依靠工业优势同样能够创造价值。

可这话一出,欧洲科技圈并没有齐声赞同。

Mistral等企业为什么不愿意退让?

难道放弃底层技术,未来就只能长期给别人交钱?

更有意思的是,另一边的中国,已经在光伏、风电和电池领域建立起强大的产业链,产品不断走向全球市场。

欧洲想守住工业家底,却又面临成本、技术和资金的多重压力。追赶中美太难,

转身又怕被甩得更远,冯德莱恩究竟是在调整路线,还是欧洲真的到了不得不重新选择的时候?

这场争论,恐怕远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欧洲重新算账,为什么不愿意放弃AI竞赛

9月16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中谈到人工智能,强调欧洲需要把技术真正用起来,依靠工业基础和专业数据创造经济价值。

这番话引发了欧洲科技界的争论。

训练最前沿的大模型,需要大量算力、专业人才和持续投入。

中美企业不断增加研发投资,欧洲如果想在所有环节同时追赶,就必须面对资金、能源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压力。

于是,一种思路开始受到关注:

与其花费巨资争夺所有技术高地,不如发挥欧洲在机械制造、工业自动化、医疗和能源等领域的优势,把人工智能尽快用到生产中。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如果核心模型长期掌握在别人手里,欧洲的工业人工智能又能自主到什么程度?

法国人工智能企业Mistral首席执行官阿瑟·门施对此并不认同。

他担心,欧洲如果只在美国和中国开发的平台上做应用,就可能重蹈互联网时代的覆辙。

应用可以由本土企业开发,底层技术和平台却掌握在海外巨头手中,最终仍然摆脱不了依赖。

欧盟并没有宣布退出人工智能竞争,仍在推进大型算力设施建设。

真正的争论,是如何在基础模型、算力建设和工业应用之间分配资源。

在我看来,欧洲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

只追求最前沿模型,投入可能过大;完全放弃底层技术,又可能失去未来发展的主动权。

如何兼顾自主研发与实际应用,才是欧洲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恰好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角度。

与其只讨论谁的技术更先进,不如看看一种技术怎样通过制造、规模和成本优势,真正进入全球市场。

中国绿色产业跑得快,靠的不只是价格便宜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前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在谈到中国绿色产业时,特别强调了太阳能、风电和电池的作用。

在他看来,中国企业让绿色产品变得更加便宜,正在帮助更多国家推进能源转型。

这番评价背后,有实实在在的产业基础。

过去,一个国家发展工业,往往离不开煤炭、石油和天然气。

如今,太阳能、风电与储能技术不断进步,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寻找新的能源供应方式。

但技术再先进,如果价格太高、供应不稳定,也很难大规模推广。

中国企业的优势,恰恰在于把技术转化成了大规模生产能力。

国际能源署2026年《能源技术展望》报告估算,中国约占全球太阳能供应链生产能力的85%、锂离子电池供应链生产能力的80%。

这反映的是供应链生产能力,而不是所有环节的实际产量都达到相同比例。

为什么规模如此重要?

以光伏为例,一块太阳能组件背后,涉及多晶硅、硅片、电池片和组件等多个环节。

设备怎么选、材料怎么供应、生产工艺如何改进,都会影响最终成本。

如果上下游企业配套紧密,技术问题就更容易解决,库存和运输成本也有机会降低。

生产规模扩大之后,设备投入和研发费用能够由更多产品分摊,企业也有更多机会改进工艺。

中国光伏产业经过多年发展,逐步形成了从材料、设备到组件的产业体系,规模化生产与技术进步相互促进。

这不是简单依靠低价取胜。

现代制造业比拼的,还有自动化水平、工程能力、供应链响应速度和产品迭代效率。

索尔海姆曾介绍,他参观通威相关生产设施时,注意到部分生产环节的自动化程度很高。

这说明中国绿色制造的竞争力,不只是劳动力成本,更包括设备、工艺和管理体系的综合效率。

中国绿色产业也不只有光伏。

风电领域有金风科技、远景能源等企业,电池领域有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企业。

宁德时代公布的2025年年度业绩显示,根据SNE Research的数据,该公司全球动力电池市场份额达到39.2%,连续第九年位居全球第一。

电池的作用,也早已不只是给汽车提供动力。

随着太阳能和风电装机规模扩大,发电时间与用电需求之间的差异越来越需要得到协调。

太阳能发电受到日照影响,风电出力也会随天气变化,储能能够在一定条件下调节电力供需,帮助提高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效率。

因此,光伏、风电和电池并不是各自为战的生意,而是共同构成新能源体系的重要部分。

中国企业能够在这些领域建立优势,靠的是长期积累。

完整的供应链降低了协作成本,庞大的市场为技术改进提供了应用空间,企业之间的竞争又推动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当然,规模优势不代表没有问题。

光伏行业仍面临价格竞争、产能调整和盈利压力,电池产业也需要继续提高安全性和技术水平。

但从全球绿色转型来看,中国企业扩大生产规模、降低产品成本,确实让更多国家有机会采用相关技术。

对需要建设新能源电站、扩大电动汽车应用的国家而言,产品价格下降意味着项目成本有机会降低,也意味着绿色技术能够更广泛地进入市场。

这才是中国绿色产业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不只是把产品生产出来,还要通过持续改进,让更多人用得起。

欧洲既担心中国竞争,也离不开合作

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让欧洲面对一个两难局面。

一方面,欧洲需要扩大可再生能源应用,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在光伏、电池等领域具有较强的产业链优势,欧洲本土制造商面临竞争压力。

索尔海姆提出,其他国家不应只依靠保护主义,还可以通过更多合资企业和本地投资,推动技术交流、创造就业,让产业合作产生更广泛的收益。

这个思路值得认真考虑。

如果中国企业在欧洲开展本地生产,就有机会更接近当地市场,适应客户需求,并减少部分运输和供应链成本。

欧洲企业则可以发挥本地工程经验、市场渠道和服务体系的优势。

双方如果能够在研发、人才培养和供应链配套方面建立长期合作,就可能把单纯的设备买卖拓展成更深入的产业协作。

当然,合作并不意味着技术会自动转移,也不意味着双方没有竞争。

知识产权、投资回报、市场准入和本地就业安排,都需要通过具体规则明确下来。

索尔海姆还谈到了另一个问题:

中国企业效率高、产品有竞争力,但中国与多个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顺差,也会引起对方对产业压力的担忧。

从中国企业的角度看,产品竞争力强,获得更多国际订单,是产业发展的结果;

从欧洲等贸易伙伴的角度看,如果本土制造业长期承受价格压力,就会担心就业和产业链受到影响。

因此,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简单判断谁占了便宜,而是如何让贸易关系更加稳定。

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本地投资和合作扩大市场,欧洲也可以借助全球供应链降低成本,同时继续建设自己的研发和制造能力。

这与欧洲的人工智能争论,其实是同一道题。

如果欧洲只购买外部模型和云服务,未来可能在技术和成本方面受到制约;

如果把所有资源都投入最前沿模型,又可能忽略本土企业眼下真正需要的工业应用。

更现实的做法,是保留关键技术研发能力,同时推动人工智能进入制造、能源、交通和医疗等领域。

在我看来,中国绿色产业的发展说明,竞争力不是靠一句口号建立的,而是靠长期研发、规模化制造、产业配套和市场应用共同形成的。

欧洲如果希望保住工业优势,就需要把自己的技术基础与国际合作结合起来,而不是只在是否追赶中美的问题上反复争论。

对中国企业而言,走向国际市场也不能只靠价格。

适应当地法规、技术标准和客户需求,建立售后服务体系,并根据市场情况开展本地化经营,同样重要。

人工智能与新能源看似属于不同领域,却有相似的竞争逻辑:

核心技术决定长期发展空间,制造能力影响产品成本,市场应用决定技术能否真正创造价值。

冯德莱恩强调工业应用,欧洲科技企业坚持自主研发,中国绿色产业则展示了规模化制造与技术积累的力量。

这场争论最终比拼的,不是谁的口号更响,而是谁能把技术转化为长期的产业实力,让企业获得发展,让消费者受益,也让合作伙伴看到共同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