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1799 年 2 月 7 日），89 岁的乾隆刚断气，嘉庆就下旨抄了和珅的家。从和珅府里搜出的黄金、白银、古玩，折算下来竟有 2.6 亿两 —— 相当于清朝 15 年的国库收入。

同一时间，河南、山东的田野里，成群百姓挖着观音土充饥。这年冬天，仅山东一地就有 30 万人流离失所。一边是权臣的滔天财富，一边是百姓的生存绝境，所谓的 “康乾盛世”，在这年露出了最矛盾的一面。

若只看表面数据，康雍乾三朝确实够得上 “盛世” 名号。

1683 年康熙收复台湾，1697 年平定噶尔丹，将蒙古纳入版图；1727 年雍正设驻藏大臣，巩固西藏统治；1759 年乾隆平定大小和卓，疆域达到 1316 万平方公里，比明朝鼎盛时大了近一倍。

人口更是爆炸式增长：康熙初年全国仅 1 亿人，到乾隆末年竟突破 3 亿。这背后有番薯、玉米等外来作物的推广，也有雍正 “摊丁入亩” 政策的推动 —— 取消人头税，百姓敢生孩子了。

支持 “盛世说” 的人常举两个例子：康熙年间修《康熙字典》，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文化看似繁荣；1723 年雍正推行 “火耗归公”，把官员私收的赋税结余收归国库，一度让吏治清明。

但这份 “答卷” 里藏着不少水分。1722 年康熙去世时，国库只剩 800 万两白银，相当于全国半年的税银。为啥这么穷？一方面是常年打仗 —— 平三藩花了 5 年，打噶尔丹耗了 10 年，军费像流水一样花；另一方面是康熙晚年怠政，官员腐败成风，江南的漕运官员，每年光克扣粮食就达百万石。

更严重的是土地兼并。据《清实录》记载，康熙末年，江南地区 70% 的土地都在地主手里，农民要么当佃户，要么逃荒。1711 年，河南滑县爆发农民起义，虽然很快被镇压，但已暴露 “盛世” 下的民生危机。

雍正登基后，想挽狂澜于既倒。他推出三大改革：火耗归公、摊丁入亩、士绅一体当差。火耗归公让官员不能再私吞赋税，摊丁入亩让穷人少交税，士绅一体当差则打破了读书人免劳役的特权。

但改革阻力大到难以想象。士绅阶层骂他 “不顾圣人礼法”，官员私下抵制 —— 江苏巡抚张伯行，就故意拖延摊丁入亩的推行，被雍正连降三级。雍正虽然铁腕，甚至设军机处加强皇权，但改革只维持了 13 年。1735 年他去世时，国库涨到 6000 万两，可士绅与官员的怨气，早已埋下隐患。

乾隆接过的是充盈的国库，可他把 “盛世” 变成了泡沫。他六下江南，每次都要花 200 万两，沿途官员借机搜刮百姓；他重用和珅，让腐败从中央蔓延到地方 —— 和珅的党羽遍布各省，连科举考试都能买官。

更致命的是 1757 年的闭关锁国政策。乾隆下令关闭厦门、宁波等港口，只留广州对外通商。这时候，英国正在进行工业革命，蒸汽机已经问世，而清朝还在禁止民间研制新式武器。1793 年，英国使团带着蒸汽机模型访华，乾隆却认为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直接拒绝通商，彻底错过了与世界接轨的机会。

现在讨论 “康乾盛世”，两派观点吵得不可开交。

支持者说：没有康雍乾打下的疆域，就没有现在中国的版图；人口从 1 亿到 3 亿，说明百姓至少能活下去。他们翻出《红楼梦》里的描写，说江南富贵人家的生活，堪比唐宋盛世。

反对者则反驳：所谓的 “人口增长”，不过是番薯玉米的功劳，而非民生改善 —— 乾隆年间，普通农民一年的收入，连一家人的口粮都不够；闭关锁国让清朝技术落后，1840 年鸦片战争的惨败，早在乾隆时就注定了。

还有学者指出：“康乾盛世” 是清朝自己的说法，当时的欧洲传教士在日记里写，北京街头到处是乞丐，百姓穿的衣服还不如欧洲的佣人。这种 “自夸的盛世”，更像在掩盖结构性危机 —— 官僚腐败、思想禁锢（文字狱）、技术停滞，这些问题在乾隆后期集中爆发，最终让清朝走向衰落。

1799 年乾隆去世，短短 41 年后，鸦片战争爆发，清朝被迫打开国门。回头看康雍乾三朝，与其说这是 “盛世”，不如说这是中国封建王朝的 “最后辉煌”。

它的辉煌在于：用传统皇权手段，做到了疆域最大、人口最多；它的悲哀在于：沉浸在传统里，看不到世界的变化。所谓的 “盛世”，不过是封建制度的回光返照，当工业文明的浪潮袭来，再大的 “盛世” 也会被冲得粉碎。

如今我们讨论康乾盛世，不是为了争论 “是” 或 “否”，而是要记住：真正的繁荣，从来不是靠疆域和人口数字堆出来的，而是开放、创新与民生改善的结合。一旦停下前进的脚步，再辉煌的 “盛世”，也会变成历史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