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爆发跟杨贵妃没有半毛钱关系，根本原因是制度缺陷下的必然结果，李隆基后期昏聩也只是催化剂而已。
所谓的制度缺陷，就是节度使制度成形之后，权力过大的问题。
节度使的出现，与募兵制的产生是有因果关联的。
唐朝前期采用的是府兵制。
所谓府兵制，就是把农民编组成军队，每年定期参加军事操练，战时集结起来打仗，平时在家务农，这样一种兵农合一的军制。
而府兵制是建立的均田制的基础上的，均田制是当时最根本的土地分配制度，唐朝会按照户籍人口，给农民分配土地，然后采用“租庸调”这种方案征收赋税和劳役。
租，就是每个人每年要向朝廷交纳粟二石。
庸，就是每人每年要向朝廷交纳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
调，就是每个人每年要服徭役二十天。
如果参加军队，成为在籍的士兵，那么士兵本人直接免除租庸调，但是士兵的家人并不能免除。
均田制发展到唐玄宗时代，随着土地兼并问题的日益严重，已经无法搞下去了，均田制遭到破坏后，府兵制也开始瓦解。
这里面，府兵制瓦解的原因中，唐朝频繁的对外战争以及驻地将官的剥削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由于战争频繁，农民经常要出去打仗，即使不打仗也需要长期驻守边塞，那么，府兵作为家里的壮劳力，长期在外征战，或者驻守边疆，家里的土地就很容易出问题。
一来，农民家里长期少一个壮劳力，导致土地耕种不过来，进而荒芜，一旦家里出点什么事情，或者发生天灾什么的，有可能就把土地卖了换钱，以度过难关，这个过程就会引起新的土地流转，最终变成土地兼并。
二来，均田制实行两百多年下来，随着土地兼并、变迁，以及人口增长，朝廷手里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很多府兵出去打仗立了功，按照规定，朝廷要授予他们“勋田”的，但这时候朝廷没那么多土地，很多时候都兑现不了。
而且唐朝自唐高宗时代起，对外战争频繁，唐朝本身周边的地缘环境也比较恶劣，尤其是跟吐蕃人之间的战争，强度大，打败仗也有不少。
很多府兵出征一次，就死在了战场上，阵亡率是很高的。
再加上驻地将领压榨府兵，把他们当奴仆使用，综合多种原因之下，府兵开始大量逃亡，很多人都不愿意再当府兵了，因为不划算，丢掉性命的可能性又很高。
到了唐玄宗时代，为了应对严峻的安全问题，开始采用募兵制，也就是朝廷出钱募兵、养兵，由此形成职业兵。
募兵制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它关键就是与之配套的节度使制度有严重的缺陷。
李隆基时代，为了取得战场上的优势，避免地方官掣肘节度使的军事行动，朝廷给节度使的权力越来越大，最后演变成，一个节度使往往掌管一州或数州的地盘。
节度使在辖区内控制着本地区的财权、兵权、行政权，而且地盘还比较大，这样一来，节度使在辖区内，无形中就成了事实上的土皇帝。
像安禄山这样的，一个人兼任三镇节度使，手里不仅掌控着大片的地盘，还有财权、兵权、行政权，这就是他起兵造反的底气。
一个封疆大吏，掌握着一大片地盘和大规模的人口，手握当地军、政、财大权，那就有了和朝廷叫板的资本。
这种情况下，就算李隆基时代，安禄山没有起兵，将来也会有李禄山、张禄山在某个时间节点起兵造反的。
这是制度缺陷下的必然结果。
财权、行政权、兵权，这三样东西是最核心的权力，朝廷一旦全给了节度使，就等于是埋下了叛乱的种子。
这种有严重缺陷的制度，一直到宋朝，才被纠正过来。
同样是募兵制，宋朝也是朝廷出钱募兵、养兵，但他们吸取了唐朝的教训，在权力架构中严格实行了制衡方案。
比如，宋朝的禁军被分成了三支，分属于三个机构统领，称为三衙，但三衙的权力有限，只负责管理军队以及练兵，没有调兵的权力，需要打仗的时候，领兵的将领又会临时任命，以达到兵将分离的效果。
而宋朝的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有调兵的权力，但没有统兵之权。由此，形成一套严密的制衡体系。
此外，宋朝在权力分配上，将财权、行政权、兵权进行了分离，以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置三个机构，同平章事为首席宰相，参知政事为副，掌管行政权，枢密院掌管兵权，但权力有限，三司使掌管财权，地方上的官员权力配置，也按照这个原则设置。
由此，宋朝斩断了地方大员发动叛乱的根基。
再回到主题，如果李隆基身边的宠妃是一个像长孙皇后那样的贤德之人，安史之乱还会不会爆发？
这事儿它就跟杨贵妃没有半毛钱关系，李隆基是一个实权皇帝，也是一个对权力极其敏感的人，他是不允许后宫干政的，杨贵妃对于当时的朝政大事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力。
她的任务就是每天陪皇帝吃喝玩乐，谈情说爱，几乎不涉及朝政事务。
安史之乱的爆发，跟皇后或宠妃是否贤德没有任何必然联系，只和节度使这个制度的缺陷有根本关联。
就算当时李隆基身边的是一个像长孙皇后那样的贤惠女子，兴许她能像长孙皇后那样，约束娘家人，不会让杨国忠成为宰相，朝廷和安禄山之间的矛盾也不会激化，过两年安禄山也就死了，但她并不能阻止藩镇武将叛乱的事情发生。
因为制度缺陷摆在那里，节度使掌握的权力过大，藩镇武将起兵谋反的事情早晚会发生，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