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晚年回忆说，遵义会议上有两个人反对毛主席，一个是凯丰，他反对最坚决，态度最明确，另一个就是总负责博古。

主要信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陈云长征过贵州）

凯丰这个名字，今天知道的人不多了。

但1935年遵义会议那间屋子里，他是站起来公开反对毛主席的人。

这件事让他后悔了很多年，也成了他人生最大的转折点。

凯丰原名叫何克全，江西萍乡人。

1906年出生，读书用功，1925年考进武昌大学。

1927年加入共青团，后被组织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这所学校专门给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出来的学生理论功底都很扎实。

1930年回国，经博古介绍加入共产党，在共青团系统工作。

他升得很快，1934年初就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才28岁。

但他的权威建立在书本理论上，对实际战场了解远远不够。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凯丰被分到红九军团当中央代表。

长征初期的仗打得极惨，从江西出发八万六千人，突破湘江后只剩三万多人。

博古和李德还在坚持正面硬拼的打法，结果打一次输一次。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

博古把失败原因推到客观困难上，周恩来随后承认了指挥错误。

张闻天、毛主席、王稼祥相继发言，会议天平开始倾斜。

就在这时，凯丰站了起来。

他是全场唯一公开为博古辩护、正面反对毛主席的人。

杨尚昆后来回忆，当时除了凯丰，没有一个人站在博古那边。

毛主席反问凯丰：《孙子兵法》有几篇？第一篇题目叫什么？

凯丰答不上来。

整个屋子安静了。

会后凯丰被撤销红九军团党代表职务。

但他没有消沉，继续跟着队伍行军。

接下来四渡赤水，毛主席用灵活战术带着红军跳出包围圈。

这套打法跟课本上讲的、跟苏联顾问教的都不一样，但它管用。

凯丰不是死脑筋，事实和理论冲突时，他选择了相信事实。

大约两个月后，他做了检查，承认错误。

中央恢复了他的职务。

恢复职务后，凯丰站到了毛主席这边。

1935年6月红一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要分裂中央。

凯丰写文章点名批评张国焘，这是最早公开批评张国焘分裂行为的文章之一。

他跟张国焘是萍乡同乡，但在原则上没有打折扣。

1937年到延安后，毛主席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创作任务交给凯丰。

两年前凯丰在遵义讽刺过他，两年后他把最重要的文化任务之一交了过去。

凯丰写出歌词，毛主席一字未改，说写得不错。

1942年整风运动，凯丰主持中宣部干部会议。

毛主席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开篇就说：刚才凯丰同志讲了今天开会的宗旨。

两个曾经在遵义交锋的人，在延安共同推进工作。

1945年党的七大，凯丰遇到最难过的坎。

代表们不投他的票，因为他在苏区推行过左倾路线，在遵义反对过毛主席。

毛主席三次出面为他解释，但代表们没被说服。

凯丰落选了。

七大后他被调往东北，创办《东北日报》，毛主席为他题写报名。

1952年调回北京任中宣部副部长兼马列学院院长。

但身体撑不住了，长期超负荷工作把他榨干。

1955年3月23日，凯丰在北京病逝，49岁。

1962年，毛主席接见日本访华代表团时主动提起遵义会议。

他说凯丰当年说他靠两本书打仗，一本《三国演义》，一本《孙子兵法》。

《三国》他确实看过，但《孙子兵法》那时候真没看过。

他问凯丰那本书有几篇，凯丰答不上来。

结果这件事逼着他后来把《孙子兵法》翻了个遍。

凯丰那句讽刺的话像一根刺，最后变成了一部读透的兵书。

凯丰这一生，从莫斯科带着理论回来，在遵义用理论否定实践。

在长征路上被实践击碎理论的傲慢，最后在延安和东北用工作重新证明自己。

他犯过错，犯在历史最关键的时刻。

但他没有在错误里继续走下去，两个月就认了，然后用后半辈子一点一点往回找。

能做到这一步的人，不多。

凯丰这个人，最值得琢磨的地方不在于他犯过错，而在于他认错的速度和转身的干脆。

很多人一辈子都在为自己的错误找借口，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但凯丰不是这样。

他在遵义会议上公开反对毛主席，两个月后就做了检查，承认自己错了。

这种勇气，不比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容易。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认错之后不是消极应付，而是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

从延安到东北，他干的每一件事都扎扎实实。

毛主席后来把那么多重要工作交给他，说明他的转变是真的，不是装出来的。

一个人犯了错不可怕，可怕的是死不认账、一条道走到黑。

凯丰用后半辈子告诉我们，承认错误不是软弱，而是另一种力量。

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值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