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成功，绝对不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成就，是无数先烈和英雄共同创造的，这是绝对的事实。但是，没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多少个英雄和无数先烈的奋斗牺牲了，也换不来中国革命的成功。这个是绝对的真理。


1947年7月23日，一封中央军委电报发到刘伯承、邓小平手中。
电报要求晋冀鲁豫野战军不要等待后方条件齐备，迅速向大别山跃进。那时国民党军仍在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人民解放军在总兵力、装备和交通条件上都不占优势。

刘邓部队刚结束鲁西南作战，本来需要休整，中央却决定把这支主力推向千里之外的国民党统治区。

8月，刘邓大军开始南下。部队离开原有根据地，没有稳定后方，粮食补给、伤员安置、兵员补充都变得更加困难。

国民党很快调集重兵围攻大别山区。
刘邓部队承担的压力陡然增加，国民党原先压向陕北、山东等方向的兵力部署却被牵动，中原战场被打开，战争开始从解放区向国民党统治区推进。

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承担的是全国尺度的取舍。
有限的主力继续围绕原有根据地作战，可以暂时减轻部队负担；把一支主力送入大别山，则要承受远离后方、连续作战甚至严重减员的风险，却能迫使国民党改变部署。局部要吃苦，整个战局才能腾出空间。

一年后，这种中央与前线的关系出现在规模更大的战场。
1948年9月24日，济南战役结束当天，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第二天，毛主席代表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战役展开以后，敌我兵力和部署不断变化，作战规模随之扩大，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最终进入同一场战略决战。

粟裕参与提出重要战役方案，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承担前线指挥，各纵队负责包围、阻击和突击。战场之外，鲁、苏、豫、皖、冀五省大批群众进入支前队伍。

66天战斗中，解放军投入约60万人，国民党军投入约80万人，累计参加支前的民工达到543万人。粮食、弹药、担架和运输车辆沿着道路不断向前移动，几个野战军才得以维持连续的大规模作战。

西柏坡的中央军委负责判断几个战略区的先后轻重，前线将领负责把判断变成战役行动，地方党组织负责组织人力物力。缺掉任何一层，那场涉及上百万人军队和数百万支前群众的决战都无法依靠一纸命令完成。

十二年前，中央红军经历过完全不同的局面。

1934年10月，从中央苏区出发的中央红军有8.6万余人。湘江战役以后，只剩3万余人。担负阻击和掩护任务的部队打得极为惨烈，大批干部战士倒下，巨大的牺牲却没有换来战略主动，中央红军仍处在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之中。

1935年1月，遵义会议调整中央领导机构，毛主席进入政治局常委。

此后中央军事领导关系继续调整，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全军军事行动。中央红军随即不断改变作战方向，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又渡过金沙江，终于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湘江战场上的将士并不比后来的人缺少勇气。

那时最缺的是能够根据敌情不断改变方向的正确指挥。8.6万余人的中央红军已经用伤亡证明，一支部队肯拼命，与这支部队能不能保存下来，是两回事。

战士负责冲锋，战略方向一旦发生错误，再大的勇敢也只能在错误方向上继续消耗。

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进入中央军事决策的核心，同时并没有取代其他人的职责。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分别承担中央重要工作，各根据地和野战军也形成了一批能够独立组织战役的军事领导人。

中央掌握全局，战区解决具体问题，前线意见也会进入中央决策。

1948年粟裕的作战建议被中央采纳，就是这种关系在大战前夜的一次具体运行。

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根据地、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又把军事指挥托在越来越庞大的社会基础上。

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已有120余万党员，人民军队达到近百万规模。

一个战略部署从中央发出，要经过军队、地方党组织、基层干部和群众才能变成粮食、兵员、情报、道路和战斗力量。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国民党军被歼55.5万余人，长江以北的军事局面发生根本变化。1947年那支奉命“不要后方”、向大别山跃进的主力，此时已经成为中原战场的重要力量，参加了决定全国战局的大决战。

1949年的人民解放军中，有长征保存下来的骨干，有各抗日根据地发展起来的部队，有一批批后来参军的农民和青年；战场后面，还有推独轮车、抬担架、运粮食的几百万普通百姓。

没有这些人，任何战略都无法落地。

可从遵义会议以后，决定这些力量向哪里走、什么时候舍弃局部、什么时候集中主力、什么时候把战争推向对手统治区，毛主席长期处在中央决策的核心。

无数人的牺牲由此没有停留在一场场孤立的血战里，而是被组织成一支不断保存、扩大，最终能够争夺全国胜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