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22日，昆明圆通北路，一辆警车停在路边两天两夜，臭气熏天。清洁工凑近一看，吓得腿都软了——车里躺着两个人，一男一女，都是警察。男的叫王俊波，33岁，石林县公安局副局长。女的叫王晓湘，30岁，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民警。两人都是近距离爆头，凶器是王俊波的配枪，一把七七式手枪。枪不见了。

王晓湘有个丈夫，叫杜培武，也是警察，在戒毒所上班。专案组很快定了调：情杀。理由很简单——王晓湘和王俊波有婚外情，杜培武知道后怀恨在心。再加上他也是警察，懂枪，有作案能力。推理很完美，但一条直接证据都没有。

实际上，案发当晚杜培武在戒毒所值班，还在复习法律本科考试。同事高玉才、李颖等人都能作证。妻子失踪后，他四处打电话报警寻人。可这些都没用。4月22日下午，领导叫他去“吃饭”，一上车就被便衣按倒搜身，直接送进了刑侦支队。

从那一刻起，他再也不是警察，而是“杀害妻子的凶手”。

审讯开始了。10天10夜，不准睡觉。他反复说我没杀人，我那天在上班。没人听。1998年6月30日，他被押去测谎。测谎仪说他撒谎了。这东西一出来，刑讯逼供就有了“合法”的理由。

接下来是20天非人的折磨。双手被吊在铁门上，脚下垫着凳子，然后猛地抽掉。高压电警棍电他的脚趾、手指，电池用完了当面换新的继续。长期罚跪，被穿皮鞋的脚猛踢。整栋公安局大楼都能听到他的惨叫。杜培武后来回忆说，他是学刑侦的，都没扛住。

为了少挨打，他开始按照审讯者的暗示编造作案经过。还要揣摩他们的意图，反复修改供词。最痛苦的是交代枪支下落——说一个地方，找不到就被吊起来再打。最后他说，枪拆散了扔进滇池。

驻所检察官范显忠偷偷给他拍了伤情照片。他把沾满血迹的衬衫藏在看守所被褥里。这件血衣，后来成了关键证据。

1999年2月5日，昆明中院一审判决杜培武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庭审上，他当众撕开衣服，露出满身伤痕，举着那件血衣大喊：“这就是他们刑讯逼供的证据！”审判长只说了一句：“把衣服穿好！”辩护律师刘胡乐做了无罪辩护，提出九大质疑。没用。1999年10月，云南高院改判死缓。理由不是无罪，而是“疑罪从轻”——留他一命。

2000年6月，昆明警方破获一起特大杀人劫车案。主犯叫杨天勇，曾是昆明铁路公安处的警察。他们团伙8个人，3年作案25起，杀害19人，手段极其残忍。警方在杨天勇的保险柜里发现了一把七七式手枪。枪号1605825——正是王俊波失踪的配枪。弹道比对完全吻合。

杨天勇交代，1998年4月20日晚，他们穿着警服在郊外寻找抢劫目标。看到一辆警车停着，车里一男一女正在亲热。他们冒充缉毒警察，控制了两人，搜出王俊波的枪，当场击毙。然后清理现场，把车开到圆通北路扔了。这才是真相。不是情杀，不是丈夫杀妻。是歹徒穿着警服，杀了真警察。

2000年7月6日，云南省高院宣告杜培武无罪，当庭释放。从警察到死囚再到无罪，他蒙冤814天。国家赔偿9万多块钱，精神损失没给。但身体损伤是永远的——脑萎缩，看到警服就发抖，自己也不愿穿警服。当年刑讯他的民警秦伯联、宁兴华，因为刑讯逼供罪被判刑。那件被审判长呵斥的血衣，成了定他们罪的关键证据。讽刺不？当年法庭上不被采信的东西，后来成了审判刑讯者的铁证。

这个案子后来被写进了中国司法考试教材。它直接推动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说白了，当年那些办案的人，脑子里装的是“有罪推定”——先认定你是凶手，再找证据证明。找不到？那就打到你承认。测谎仪被当成科学证据，公检法一路绿灯配合。

杜培武说：“我穿着这身警服，最后却被穿着这身警服的人毁了。”正义虽然迟到了，但终究还是来了。只是这个代价，是一个人整整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