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军区在柳州召开军事会议，55军军长陈明仁按排座坐在后排。时任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看见之后，特意过来，请陈明仁到前排就座。温玉成说道：“论军衔你是上将，我是中将，你应该坐前面。”

1952年，陈明仁的军中位置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变化。
长沙起义后，他进入人民解放军序列，担任过第21兵团司令员。1952年1月，所部改编承担荆江分洪工程建设；同年10月，陈明仁转任第55军军长，随后率部开赴广东湛江，担负边防守备。

一个已经做到兵团司令员的高级将领，从此长期留在军长岗位。

三年后实行军衔制，陈明仁被授予上将。
军长头上顶着一个上将，看起来有些错位，其实1955年的制度已经容纳了这种情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授予军衔要考虑现任职务，也要考虑军中经历、能力和贡献；同一条例第三十五条写得更直接：军衔高的军官在职务上隶属于军衔低的军官时，职务高者仍为上级。

军衔和现实指挥权，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回事。

陈明仁身上的这种交叉，还有一段更早的来路。
1949年10月20日，第四野战军前委下达整编命令，将长沙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陈明仁任司令员。

12月2日，部队举行成立大会，接过“八一”军旗和印章。
从那以后，他原来在国民党军队形成的高级将领身份，转入了人民解放军新的编制体系。

到了1952年，兵团建制变化，陈明仁的现职落到第55军军长。可到了1955年授衔，他过去长期带兵、曾任兵团司令的经历并没有因为现职改变而一笔勾销。

上将军衔留下来了，现实岗位却仍是军长。

温玉成恰好从另一头走了过来。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任第40军军长，参加抗美援朝。回国后进入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进入广州军区工作，先任参谋长，后来升任副司令员。1955年授衔时，他是中将。

到1960年以后，他虽然肩章上的军衔没有变化，职务却已经进入大军区领导层。

于是，同一条指挥线上出现了一个很少见的组合：陈明仁军衔高，是上将；温玉成军衔低，是中将。可到了广州军区的现行建制中，温玉成是副司令员，陈明仁是所属部队军长。

两人的过去，偏偏又是反着来的。
1949年前后，陈明仁已经在兵团级岗位上任职，温玉成当时还在第四野战军系统担任军级副职。十多年过去，陈明仁仍然保留上将军衔，现职停在第55军；温玉成仍是中将，却已经越过军长一级，进入军区领导班子。


军衔保留着一段较长时期形成的军旅等级，现职则随着一次次任命重新排列。
这种关系并不需要靠个人之间谁服谁来维持。1965年2月，中央军委规定军队干部改定地方行政级别的幅度时，军区副司令员、副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列为五至八级，军长、军政委列为七至九级。两档之间存在交叉，却分别列置。

军衔即将取消，军区领导职务和军级主官仍然处在不同的组织位置。

这也把柳州那次会议能够发生的时间压得很窄。
温玉成1960年5月以后才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1965年5月2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取消军衔制，6月1日起正式实行。

一把椅子可以往前挪，指挥链不能跟着挪。
陈明仁的上将身份，并没有使第55军脱离广州军区的领导；温玉成的中将身份，也不会削弱副司令员职务赋予他的权限。

军区下达训练、战备和作战任务时，看的仍是现职和建制。

1955年的军官服役条例已经把这个容易混淆的问题写进了条文。
陈明仁并非简单地把旧军队里的官阶原封不动带进新体系。1949年以后，他经历了起义部队整编、第21兵团、工程任务、第55军等一连串建制变化，每一次变化都伴随着新的隶属关系和工作任务。

他过去曾经做到什么位置，与他此刻能够指挥到哪一级，已经被分开处理。

温玉成也一样。1955年授中将时，他的主要经历还在军级主官岗位；后来进入广州军区机关，职务继续上升。军衔没有随着每一次任命重新换一遍，手中的职责却随着任命变化。两个人站到同一个会场，恰好把这种制度安排摆到了眼前。

1965年6月1日，军衔制取消，上将和中将的肩章同时从军装上消失。温玉成后来调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陈明仁则继续担任第55军军长。

柳州会场的前排和后排于是只剩下一个很具体的反差：温玉成可以敬陈明仁过去的资历，陈明仁也可以接受或者谢绝这种礼遇，可第55军的位置没有因此向前挪一级。

会议结束，座椅撤掉，军区与所属部队之间的命令仍沿着原来的建制往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