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苏联的势力范围都是穷地方？

因为苏联向民众的许诺，从没兑现过，被这么一个国家控制，穷是必然的。

1956年，在苏穗宗的推动下，苏联颁布了《国家退休法》，宣称是人类历史上的里程碑，因为它第一次免费将全体工人纳入了国家养老体系。

苏穗宗骄傲的宣布:在苏联，每个老人都活得有尊严。苏穗宗的确值得骄傲，因为在1956年之前，苏联享受退休待遇的只有官员、教师、科研工作者，以及核心国企的职工，大部分的工人和广大的农民并没有退休待遇。

1964年，苏穗宗又推动颁布了《集体农庄庄员养老金与补助法》，终于将农民纳入了养老体系，但农民的退休金却不足工人的30%。

比如莫斯科工厂的退休工程师和乌克兰的集体农庄农民，前者能拿到原工资的60%，后者直到1964年才有养老金，金额更是不足前者的三分之一。

1977年，苏联将两部法律合二为一，整合成了国家养老体系，这一时期，苏联的养老体系有四大特征。

一是国家包办。苏联的国家财政是养老体系的唯一支柱，来源是企业缴费。

二是现收现付。也就是当期的劳动者缴费供养当期的退休者，工作的一代供养退休的一代，没有很好的养老基金储备，因此对人口结构变化和经济波动极其敏感。

三是平等主义。苏联养老金的计算基于工作年限和原本的工资水平，但因为工资结构差异，所以实际待遇差别非常大。正如苏联作家季诺维也夫的嘲讽：在苏联，平等只存在宣传当中。

四是等级差异。苏联的养老金虽然以平等为口号，但实际上特定的群体还享有特殊的养老金补贴，金额远超普通工人的数倍，乃至数十倍、数百倍。而且这部分养老补贴，不仅不公开计算规则，还伴有特殊的福利，比如专属的疗养院、专属的医疗保健、特供的商店等等，从而构成了等级分明的双轨制。正如苏联著名的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所说:苏联的养老制度，就像苏联社会一样，清晰地划分了“我们”和“他们”。

1979年，辛苦了一辈子的乌克兰集体农庄的农民伊万，终于领到了每月35卢布的养老金，这在帝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这样的好日子，伊万并没有享受几年，反而陷入了更大的泥潭。

因为苏联养老体系的支撑是人口和经济，随着苏联人口出生率的逐渐走低和计划经济的僵化，苏联的养老制度，最终也产生了难以为继的结构性缺陷。

1965年，苏联的供养比是6:1，也就是6个工作者供养1个退休者，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出生率下降，供养比开始逐步恶化，到了1990年，这个比例降到了2.5:1。

而且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中东战争的石油红利耗尽，苏联的计划经济彻底僵化，国有企业亏损严重，缴费能力弱化，养老金开始普遍拖欠。

到1985年，苏联的养老金赤字已经占到了经济总量的1.5%以上，成为了财政的沉重负担。

为解决财政赤字，苏联的措施就是印卢布，从1985年到1991年，苏联陷入了恶性通货膨胀，平均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00%，使得固定数额的养老金实际购买力急剧缩水90%以上，普通退休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陷入了赤贫境地。

从这就可以清晰的看出，苏联养老制度的崩溃，是苏联体制僵化和经济失败的缩影。它曾以国家包办、全民覆盖的宏大承诺，短暂实现了这一理想，但最终却因为脱离经济现实、滋生等级腐败等等问题，而难以为继。它以追求平等为起点，却在现实中构筑了新的等级壁垒；它许诺人人老有所养，却因不可持续而制造了更深的生存焦虑。

正如戈氏在他的回忆录里的反思:我们慷慨地许诺了天堂，却忘了计算天堂的造价，当账单到期时，我们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