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央统统战部副部长熊向晖已经63岁了，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叶剑英知道后，有点生气地对熊向晖说，怎么退下来，也不和我打声招呼？叶剑英认为，熊向晖能力强，还比较年轻，不应该完全退下来，应该再发挥余热。他想让熊向晖到荣毅仁领导的中信集团担任党组书记兼副董事长。
很多人后来回忆熊向晖，会首先想到他早年的特殊经历，但如果只停留在那里，就低估了这个人的历史价值。熊向晖真正特殊的地方，是他能够随着国家任务变化不断转换角色。从特殊战线干部，到外交工作者，再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管理者，他的人生轨迹恰好和新中国几个关键阶段连接在一起。
1982年的中国，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新的探索期。国家面对的挑战已经发生变化，过去需要的是组织建设、外交突破和安全保障，而新的阶段更多需要懂国际规则、懂经济合作、懂外部环境的人才。中信集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它不是普通企业，而是中国主动走向世界经济舞台的一次重要尝试。
当时的中信，由荣毅仁主持工作。荣毅仁本身就是工商界代表人物，熟悉企业经营和国际贸易。但新成立的机构要面对海外投资、金融合作、国际谈判等复杂问题，仅靠传统企业管理经验并不够，需要有人能够理解国内政策，也熟悉国际交往规则。
熊向晖的优势正在这里。他长期从事外交和统战工作，参与过重要外交活动，担任过驻外外交机构负责人，对国际环境有深入认识。对于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来说，这样的经历并不是简单的履历，而是一种国家急需的能力储备。
熊向晖进入中信，并不是因为他需要一个新的职位，而是因为改革开放需要把过去积累的人才资源重新配置。那个年代，很多干部拥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国际经验，但如何让这些经验服务经济建设，是一个新的课题。熊向晖转向中信，正是这种历史转换中的典型案例。
中信早期的发展并不容易。成立之初，机构规模有限，面对的却是国际金融、投资合作等全新领域。熊向晖上任后，很快投入工作，研究企业发展中的实际困难，并推动完善组织建设。据相关资料记载，中信成立初期人员规模快速扩大，原有条件已经难以满足业务需求，熊向晖参与推动解决人员和机构配置问题。
在中信的发展过程中，熊向晖与荣毅仁形成了明显互补。荣毅仁更熟悉商业运行和企业经营，而熊向晖更擅长处理复杂关系、协调政策环境。两人的合作，实际上代表了改革开放初期一种新的组织模式：让不同领域的人才共同参与国家经济建设。
中信后来成为中国重要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与早期探索密不可分。它参与过海外融资、国际合作、金融创新等多个领域，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积累经验。熊向晖虽然在中信工作的时间有限，但他的外交背景和战略视野，对这家企业早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回看叶剑英当年的安排，背后体现的是一种非常鲜明的人才观。一个人的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年龄，而取决于他是否还能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发挥作用。63岁的熊向晖，在今天看来仍处于经验最丰富的阶段，对于一个正在探索改革道路的国家来说，这样的人才不能简单退出历史舞台。
熊向晖后来曾考虑离开岗位，把更多时间用于整理个人经历，但组织和同事希望他继续发挥作用。1983年，相关方面曾希望他继续留任。直到1987年，他卸任中信党组书记，之后又继续参与一些社会工作，直到1989年正式离休。
退休后的熊向晖，也没有真正离开历史舞台。他开始整理自己的经历，1994年出版《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记录自己长期从事情报和外交工作的经历。这本书后来成为研究那个时代外交和隐蔽战线历史的重要资料之一。
熊向晖的一生，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始终围绕国家需要调整自己的位置。年轻时期，他承担特殊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外交领域；改革开放后，他又进入经济建设一线。这种跨越多个领域的经历，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从更大的历史背景看，1982年让熊向晖进入中信，不只是一次干部安排，更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人才战略的一次缩影。国家发展到了新的阶段，需要新的能力组合，需要有人把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转化为面对世界竞争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