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四位著名将领打满抗美援朝全场，但军衔为何没有“打满”？】
1955年授衔，核心依据是1952年全军干部评级。可抗美援朝1953年才停战，上甘岭、金城反击战等后两年战功，并未完全进入评级大盘。当停战协议签订时，授衔“大盘子”已基本敲定。时间错位，使“抗美援朝加分”被明显稀释。
志愿军参谋长解方，被彭德怀视为“诸葛亮”，筹划全部战役，又参加开城谈判，面对美方狡辩拍案而起。但他1936年才正式入党，资历较浅，仅授少将。以准兵团级、立国之战参谋长论，总感觉有些偏低，授中将似乎更合适一些。第一副司令邓华，曾代理司令兼政委，指挥百万大军，是上甘岭、金城战役总指挥，原本位列大将候选人，最终授上将。若授大将，无疑更能体现抗美援朝的分量。洪学智副兵团级授上将，争议不大，他建起“打不烂、炸不断”的后勤线。政治部主任杜平，副兵团级，打满全场，主持《志愿军报》，宣传杨根思等英模，授中将偏紧，上将亦在情理之中。
可见，资历是传统砝码，战功是现实砝码。抗美援朝这块战功砝码，未能完全抵消资历的重量。这既折射出首次正规化建设的谨慎，也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课题：立国之战的特殊分量，该如何在军衔中体现？军衔定格在1955年秋天，功勋却刻在长津湖、上甘岭、板门店。军衔可量化，历史重量无法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