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赫鲁晓夫儿子被判枪决，他为救儿子竟两次向斯大林下跪，尊严尽失。但最终儿子依旧被枪毙，赫鲁晓夫悲痛欲绝，他下定决心要报复斯大林！

办公室的门在他身后轻轻关上。赫鲁晓夫没有立刻离开，他背靠着冰凉的门板，听到了里面斯大林对贝利亚说的最后几个词：“……纪律问题。” 声音平淡，像在讨论一份普通公文。他深吸一口气，把制服最上面的那颗扣子重新扣好，指尖稳得出奇。

他走回自己的办公室，秘书迎上来，手里拿着几份待签的文件。“放桌上。”他说，声音有些哑。他坐下，拿起笔，却在第一份文件的签名处顿住了。墨水滴下来，晕开一个小点。他盯着那个黑点看了几秒，然后利落地划掉，在旁边重新签下自己的名字——每一笔都又重又直。

接下来的几天，他照常工作，批阅前线战报，参加国防委员会会议。在一次关于哈尔科夫战役的汇报中，斯大林突然转向他：“赫鲁晓夫同志，你的看法？” 所有人都看了过来。他站起身，走到地图前，手指划过一条河流的标记，开始分析德军可能的补给线。他的语调平稳，逻辑清晰，甚至提出了一个连总参谋部都忽略的细节。斯大林听完，点了点头，没说什么。赫鲁晓夫坐回原位，手心全是冷汗。

夜里，他独自待在书房。台灯只照亮桌面一小圈。他拉开抽屉，里面有一封列昂尼德从前线寄来的最后一封信，字迹潦草，说很快就能回家休假。他没有把信拿出来，只是用手指轻轻拂过信封边缘。然后，他拿起一叠空白报告纸，开始写一份关于乌克兰农业恢复计划的提纲。他写得很专注，字迹工整，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要紧的事。

周末，按惯例高层人员会去斯大林近郊的孔策沃别墅聚餐。赫鲁晓夫去了，他坐在长桌靠后的位置。席间，有人讲起笑话，他跟着大家一起笑，还适时地添了一杯酒。当话题转到某个战犯的处理时，斯大林的目光扫过全场，随口问：“赫鲁晓夫同志，你觉得呢？” 他放下酒杯，用餐巾擦了擦嘴，然后说：“我认为，应该完全按照法律和党的原则处理，没有任何例外。” 他的声音不高，但足够清晰。斯大林看了他一眼，嗯了一声，转头和别人说话了。

回去的车上，夜色深沉。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他闭着眼，以为他累了。其实他没有睡，他只是在心里一遍遍重复着今晚说出的那句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咀嚼。那句话里没有情绪，只有原则。他知道，从这一刻起，有些东西在他心里彻底死了，另一些东西则扎下了根。

几个月后，在一次人事调整会议上，赫鲁晓夫支持了一项对贝利亚下属不利的提议。提议很微弱，几乎被淹没在其他议题中，但它通过了。散会后，贝利亚特意走过来，眯着眼打量他，半开玩笑地说：“你今天很积极嘛，尼基塔。” 赫鲁晓夫摊开手，露出惯常那种略带憨厚的笑容：“都是为了工作，拉夫连季·巴甫洛维奇。” 他的眼神坦然，找不到一丝裂痕。

回到家中，尼娜在织毛衣。她抬头看他，眼神里有询问。赫鲁晓夫脱下外套，挂在衣帽架上，然后走到她身边，把手轻轻放在她肩上。他没有说话，但这个简单的动作让尼娜的手停了下来。她懂了。有些决定，已经做出了，无需再说。

夜深了，赫鲁晓夫站在阳台。远处克里姆林宫的尖顶在月光下只是一个沉默的剪影。他想起自己两次跪下时看到的斯大林皮鞋的光泽，想起儿子照片上飞扬的眉毛。冷风吹过来，他打了个寒颤，却没有进屋。他就那么站着，直到天际线微微发白，新的一天无可阻挡地到来。

他知道路还很长，每一步都必须踩得无声而准确。他转身回屋，轻轻关上阳台的门，把莫斯科寒冷的晨光关在了外面。厨房里传来尼娜准备早餐的轻微响动，一天的工作又要开始了。他整理了一下衬衫的领子，向餐桌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