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雍正病重，把弘历叫来交代后事：“鄂尔泰、张廷玉，你要用，李卫跟了朕一辈子，朕死后，你要善待他…”弘历听到“李卫”的名字，狠狠咬了咬牙。那可是雍正的快刀，咬人最狠的狗！

弘历在养心殿西暖阁里转了两圈，指尖在紫檀炕桌的边沿上划过去。父皇不知道，去年查办那桩科场案，李卫的人把刀递到了弘历的门人头上，折子差点就送到御前。是弘昼私下拦了一道，才把事情按在都察院没往上捅。善待？他盯着窗外新移来的石榴树，枝叶间已经结了小小的青果。

登基后第十天，李卫被传召。他没有穿总督的蟒袍，一身半旧的靛蓝褂子，进殿时咳嗽声压在喉咙里，闷闷的。乾隆赐了座，开口却先问：“直隶的春旱，赈粮发下去几成了？”

“回皇上，七成。”李卫答得简略，背弯着，“余下三成，各州县还在核验灾户。”

“七成也够了。”乾隆端起茶碗，碗盖轻轻碰着碗沿，“你是先帝旧人，朕自然体恤。只是如今不比雍正朝，事事讲个宽仁。”

李卫抬起眼皮看了皇帝一瞬，又垂下去：“奴才明白。”

“明白就好。”乾隆把茶碗搁下，“跪安吧。”

李卫退出殿时，脚步在门槛上绊了一下，旁边的小太监要扶，被他摆摆手推开了。乾隆一直看着那道微驼的背影消失在宫墙转角，才收回目光。御案上已经摆好了一份密折，江西来的，参劾李卫在直隶“任用私人，苛敛驿站”。他没有打开，只用指节在封套上叩了叩。

三天后，鄂尔泰和张廷玉进宫议事。说完了河工银子的事，乾隆像是忽然想起：“李卫这两年，在直隶是不是太过操切了些？”

张廷玉沉吟片刻：“李卫办事向来雷厉风行，先帝在时也常称许。只是……手段有时确乎严了些。”

鄂尔泰接得更直接：“直隶近在京畿，总督若一味严苛，恐伤皇上登基伊始的仁和之气。”

乾隆点点头，没再往下说。晌午后，他批了份寻常请安的折子，却在末尾添了句朱批：“近日天燥，卿咳喘旧疾宜善加调理，毋过劳神。”

这道批复发到保定，李卫在书房里对着灯看了半宿。幕僚低声劝：“皇上这是体恤……”

李卫把折子合上：“体恤？”他摇了摇头，没说完。

又过了半月，直隶按察使上了一道详文，弹劾李卫一位得力下属“受贿纵囚”。案子本身不大，但详文里夹了句“闻该员系李卫门下旧人，平日倚仗声势”。乾隆这次把折子发交刑部，附了一句：“秉公核查，毋枉毋纵。”

消息传到保定当夜，李卫写了第一道乞休的折子。理由是老病缠身，难任繁剧。折子递上去，朱批很快下来：“卿效力多年，朕所深知。著安心调理，不必遽言去。”

李卫对着这行字，把幕僚都遣了出去。他在书房坐到后半夜，又写了第二道、第三道。第三道折子言辞极恳切，称自己“痰喘日剧，神思昏聩，若再恋栈，必贻误疆事，罪该万死”。

这次批回来的只有三个字：“知道了。”

准予开缺的旨意是五天后到的。加赏了一个“太子太傅”的虚衔，另赐白银五百两。接旨时，李卫在院子里跪得端端正正，咳嗽一声也没出。

离京那日是个阴天，一辆青帷小车从直隶总督府后门驶出，跟着两个老仆，三箱行李。车子经过西直门时，李卫叫停了，下来对着城门方向磕了三个头。守门的兵丁认得那身旧官服，不敢受，避到一旁。

乾隆当天下午在箭亭练射，十箭中了七箭红心。收弓时，他突然问随侍的高无庸：“李卫走了？”

“回皇上，辰时出的城。”

“说什么没有？”

“就在城门磕了三个头，没说话。”

乾隆把弓递给太监，拿起毛巾擦了擦手。回到养心殿，桌上摊着刑部新呈的结案折子，那位“倚仗声势”的下属判了流刑。他提起朱笔，在案卷末尾批了个“准”字。

一年后，李卫病故的讣告递到京城。乾隆那天原本要听新排的戏，传旨停了。恤典按总督例给，加祭一坛，谥号交由内阁议定。

张廷玉领了旨，在内阁值房问几位大学士：“诸公看，给个什么字妥当？”

有人提“襄”，有人提“肃”，争了半日。最后张廷玉提笔写了两个字：“敏达”。折子递上去，乾隆当天就准了。

宫里掌灯时分，高无庸送新贡的荔枝进来，看见皇帝对着那份谥号单子，嘴角很淡地弯了一下。那笑意转眼就没了，只剩烛火在御案上跳动，映着“敏达”两个字，墨迹又黑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