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离开溥仪后的福贵人李玉琴与母亲在一起。
抗战胜利后，溥仪仓皇出逃，把李玉琴孤零零丢在通化大栗子沟的荒山里。几经辗转，她来到天津破落皇族溥修家借住了七年，替人织毛线贴补，直到一九五三年才回到长春娘家。
回城后，她一边打听溥仪下落，一边在市图书馆谋了个管理员的差事。一九五五年，她去抚顺战犯管理所探监，这对分别十年的夫妻看似温情，却根本没有真正的感情。一九五七年，她正式递了诉状，溥仪也爽快应下。十四年的捆绑，到此松了手。她写下《坎坷三十年》，把宫中旧事摊开看。
真正改写她后半生的，是一九五八年嫁给省广播电台的录音师黄毓庚。这个上海男人懂音乐、会英文，更懂得她那段身不由己的过往，还写下一封二十多页的长信，说十五岁的女孩没有半分过错。那封信，成了二人的定情之物。婚后添了儿子黄焕新，日子过得踏实安稳。
十年特殊时期，福贵人三个字又成了罪证，她被揪出来批斗。已是病榻上的溥仪，生前最后替她写下一纸证明：从未给过她家半点特权。凭着这张说明，也凭着劳动人民的出身，她熬过了那场动荡。
改革开放后，她加入民革，当上长春、吉林两级政协委员，每日举着糖度仪查街头牛奶，还不断捐款，把珍藏多年的宫廷文物送给伪满皇宫博物院。一九九五年她查出肝硬化，抗争六年，二零零一年在长春离世，时年七十三岁。溥仪的五个女人里，唯有她活进了新世纪。
她晚年常念一句：比起疯死的婉容、贫苦的文绣、死得不明不白的谭玉龄，自己好歹从那片废墟里走了出来——是新社会，把属于她自己的人生还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