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晚年谈及战友时说，彭老总和贺老总都是能征善战的将帅，但二人的性格作风，差别很大。彭德怀性情刚直严厉，贺龙豪爽豁达，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都为革命立下不朽功勋。

1947年的一次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廖汉生突然站起来，当面指出彭德怀越过纵队、旅，直接向团一级下达口头命令，造成了指挥上的麻烦。贺炳炎也起身争辩。

贺龙当时就在会上。
廖汉生、贺炳炎都是他多年带出来的老部下，一纵队的大批骨干也出自红二军团系统。两个人敢当面顶彭德怀，贺龙却没有顺势替旧部撑腰。

他制止争执，会后把两人留下谈话，要他们服从野战军统一指挥。

随后，贺炳炎、廖汉生去找彭德怀检讨。彭德怀没有借机撤换他们，也承认自己的指挥方法有需要改进之处。

这场冲突发生得并不偶然。
1947年春，国民党军集中约二十五万人进攻陕北，而陕甘宁边区能够投入野战的部队只有六个旅、二万八千余人。中央军委随即重新调整西北指挥关系，3月16日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此前长期属于贺龙领导系统的一纵、二纵等部，也先后渡过黄河，接受彭德怀统一指挥。

这一次调整碰到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这些部队不是临时拼起来的。许多干部从湘鄂西、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一路跟着贺龙走过来，几十次战斗形成的不只有上下级关系，还有长期养成的指挥习惯。

彭德怀来了，野战部队必须换一种节奏。

彭德怀抓作战，命令快，要求重。
仗没有按照预定进度打下来，他往往直接追到主官那里。1947年清涧战斗中，耙子山久攻不下，一纵已经出现较大伤亡，彭德怀仍催贺炳炎尽快解决阵地。

贺炳炎在电话中顶了回去。第二天，部队继续攻击，最终夺下耙子山。

彭德怀要的是前线必须转得快。兵力本来就少，一支纵队迟缓，别的部队就可能暴露，整个战役部署都会被牵动。他有时越级下令，也正是在这种压力下形成的指挥习惯。可这种办法落到长期跟随贺龙的干部身上，摩擦很快就冒了出来。

贺龙的办法完全不同。
中央军委把他长期领导的野战力量陆续交给彭德怀，他没有另外保留一套指挥关系，还亲自做部队工作。

7月，小河会议又重新划定分工，彭德怀继续负责西北野战军作战，贺龙则同习仲勋等人转到后方，统一陕甘宁、晋绥两区的地方武装、财经和后勤工作。

从带野战部队，到管粮食、工厂、牲口和运输线，位置变了，而且变得很彻底。
贺龙没有把这看成一份轻差事。1947年5月，蟠龙战斗结束后，前方炮弹告急。彭德怀、习仲勋来电求援，晋绥方面很快安排山炮弹二百发、八二迫击炮弹一千发运往吴堡。

几天后，贺龙又要求各部把打过的炮弹壳收集起来，送到碛口重新装填。前方随后把硫酸和化验设备送过黄河，请后方统一安排军工生产。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送补给”。
陕甘宁的军工设备、晋绥的工厂、人力和技术力量被重新组合。

到1948年，晋绥军工已有十四座工厂，可以生产山炮弹、迫击炮弹、手榴弹、炸药和子弹。彭德怀在前线催的是下一场仗，贺龙在后方处理的，则是下一批炮弹从哪里出来、怎样运到部队手里。

贺龙待人宽和，并不等于带兵松。
1947年底，二纵在韩城、运城等地执行城市政策和群众纪律出现问题。

1948年2月，贺龙专程赶到山西新绛，在二纵党委会上严厉批评这些错误，又留下来帮助整顿。二纵同样是他长期带过的老部队，到了纪律问题上，旧部身份没有替任何人挡住批评。

彭德怀也不是只会压人。
黄克诚晚年谈到自己同彭德怀长期共事，留下十二个字：“言不及私，相待以诚，相争以理。”两个人都性直，争论不少，但争过之后仍然能够共事。

1947年的一纵也是如此。
贺炳炎、廖汉生敢当面顶撞，彭德怀接受了其中有道理的部分，两人继续留任，一纵仍然在他的指挥下承担硬仗。


彭德怀的严，落在作战时限、命令和责任上；贺龙的宽，落在人与人的相处方式上。

碰到军队究竟听谁指挥、纪律到底能不能打折扣，两个人却没有留下两套标准。

1947年以后，贺龙带出来的一批部队继续在彭德怀麾下作战，陕甘宁、晋绥两个后方也不断向前线输送兵员、粮秣和军火。西北野战军从被迫周旋逐步转入反攻，这个变化里既有前线指挥，也有后方支撑，还有中央对整个战区的重新安排。

黄河两边，一边不断发出作战命令，一边不断装填炮弹、征集粮食、调动运输队。彭德怀和贺龙的性格确实很不一样，可1947年的西北战场最终没有要求谁变成另一个人。

一个把仗往前推，一个把部队和物资往前送。两种脾气，最后落在同一套命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