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蔡元培出1000大洋邀请爱因斯坦到北大演讲，爱因斯坦嫌出场费太少，就说：“1000美金的话就可以考虑！”



1922年11月13日中午，上海十六铺码头挤了不少人，一艘叫“北野丸”的日本轮船刚靠岸，几个穿长衫的读书人便踮起脚往甲板上张望。


他们等的是一个叫爱因斯坦的德国人，头发乱蓬蓬的那位，刚拿下诺贝尔物理学奖没多少日子。


消息早传开了，说这人不急着走的话，就得去北京大学的礼堂里讲上几堂课。


码头上风大，有人搓着手，有人不时低头看看怀表，心里头多半在琢磨：这位洋教授到底什么时候北上？


故事得从1921年讲起，那会儿蔡元培人在欧洲，特意托人给爱因斯坦捎话，问能不能抽空来中国转转。


爱因斯坦倒也没把话说死，只是日程紧得很，回国后，蔡元培没死心，又请驻德使馆的熟人继续联络，信来函往好几回，事情总算有了点眉目。


到了1922年春天，双方算是谈拢了：爱因斯坦来北大讲一周课，酬劳一千银元。


可偏偏就出在这一千块上。


爱因斯坦那边回信，说希望把一千银元改为一千美金，这话传到国内，学界里有人直咂嘴。


当时一美金差不多能换两个银元，这一改，价钱直接翻了一番，放在今天看，就好比说好了给五千块，临到头对方开口要一万。


北大不是没有压力，可蔡元培琢磨了一会儿，还是应了下来。他是见过世面的人，知道能把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物理学家请进校园里，花这笔钱值。


双方把信写得客客气气，日子初步定在了年底前后，爱因斯坦的打算是先去日本讲学，返欧时顺道来北京待几天。


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爱因斯坦在日本一待就是一个多月，从东京讲到京都，场场爆满，与此同时，北大这边的人却在越洋信纸上等他的确切船期。


那时候没有越洋电话，消息全靠电报和邮轮捎带。


据说爱因斯坦在日本收到过蔡元培的信，信里提到筹措经费有些吃紧；也有人说是中间人传话时出了岔子，让爱因斯坦觉得北京去不成了。


反正等他登船离开日本时，北上北京的事就真真实实地耽搁在了半道上。


据说北大学生会的人连欢迎标语都准备好了，礼堂后面的黑板也擦得干干净净，就等着这位洋教授来填上几个公式。


11月13日中午，“北野丸”抵沪，码头上，江苏公学的代表、留法学生会的成员，还有一大帮记者早就候着了。


蔡元培本人没去，但北大的心意托人带到了，第二天，上海学界在“一品香”饭店给爱因斯坦接风。


饭桌上，于右任站起来致辞，大意是说中国年轻人多么想听听您的学问。


爱因斯坦也站起来回话，说早就想来看看这片古老的土地。他手里端着茶杯，听人翻译时不住地点头。


那两三天，爱因斯坦夫妇在上海城里转了转，他们看了城隍庙，在南京路上散了步，还吃了本地的饭菜。


可中国学界的人最惦记的，还是他到底哪天动身去北京。
答案是去不成了。


他的船期早就钉死了，在上海只能停留寥寥数日，随后就得搭船返回欧洲，从日本到上海，再从上海去北京，这一来一回少说也要十几天。


时间卡死了，加上中间通信耽误的事，据说蔡元培后来还发电报做过最后的挽留，问能不能把船期往后挪一挪。


爱因斯坦那边也是爱莫能助，分身乏术，于是，这场被无数人期盼的北大演讲，最终化为了码头上一句没能兑现的问候。


蔡元培有没有觉得可惜？那是肯定的。他为了这次邀请，托关系、改合同，最后连美金都答应了，结果人还是没到北大礼堂的讲台上。


可如果你看看1922年的大环境，就会发现这次邀约本身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一个中国大学的校长，愿意为了几堂课的酬劳反复磋商，愿意为了一个人跨越重洋地写信，说白了，就是想把世界上最前沿的学问搬到中国来。


爱因斯坦最终没有站到北京大学的讲台上，但那封漂洋过海的邀请函，已经把一个明确的信号发了出去：中国人想知道世界最顶级的学问长什么样。


于右任在饭桌上说的那些话，码头上那些伸长脖子的年轻人，还有蔡元培在信纸上反复涂改的措辞，都是一个意思。


爱因斯坦离开上海时，曾对送行者表示，希望以后有机会弥补这个遗憾。可惜此后二十多年风云变幻，他再也没能踏上北京的土地。


而北大校园里那些原本准备好要听他讲课的学生，后来有人出国留学，有人成了中国物理学的铺路石。


他们中的大多数，大概是通过报纸才知道，那个差点要来给他们上课的卷发老头，已经在太平洋另一头成了传奇。


1922年的这件事，今天翻出来看，多少带着点阴差阳错的意味，钱谈拢了，船期定了，人甚至已经到了家门口，可最后还是差了那么一口气。


蔡元培当年答应下的一千美金，放到现在看，买的哪只是一周的课？那是一个时代急着想把脑袋探出窗外、去看看外面世界的劲头。


爱因斯坦没能去成北大，但那几张在上海饭店里摆开的八仙桌，还有蔡元培在灯下写的那几封信，早就在历史的角落里留下了一道清晰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