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张学良时隔22年再次见到蒋介石，对蒋介石说：“总统，你老了。”蒋介石看了张学良一眼，淡定地说：“你秃了！”
会客室的门关上后，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张学良依旧站着，双手垂在长衫两侧。蒋介石先坐下了，指了指对面的沙发。张学良坐下时，沙发皮面发出轻微的咯吱声，在过分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
蒋介石端起茶杯，没有喝，只是看着杯沿的热气。“这些年，过得还好？”他问。
“还好，读书，养些花草。”张学良回答。他的声音比刚才平稳了些。
蒋介石点点头，放下茶杯。“听说你在读《论语》。”
“是，读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短暂的沉默。蒋介石的手指在沙发扶手上轻轻敲了两下。“西安的事，”他开口，语气没什么变化，“对国家损失太大了。”
张学良放在膝盖上的手微微收拢。他没有抬头，视线落在自己脚上那双已经有些磨损的布鞋鞋尖。“是。”
“你送我那日，我记得南京在下雨。”蒋介石忽然转了话题，声音听起来像在回忆很远的事，“飞机落地，很多人等在机场。”
张学良终于抬起眼。“是，雨很大。”
“后来许多年，有人问我为何留你一命。”蒋介石的声音很平，像在陈述别人的事，“我说，汉卿年轻，受人蒙蔽。”
这话让张学良的背脊绷紧了。他看着眼前头发花白、背脊微驼的老人，想起二十二年前那个在西安华清池被他找到时，穿着睡衣、赤着脚的委员长。时间把两个人都磨成了另外的样子。
“你那时说，要抗日。”蒋介石继续说，目光落在张学良光秃的头顶，“现在看看，最后抗了日的是谁？”
这个问题像一根细针，轻轻扎进皮肤。张学良感到喉咙发干。“历史自有公论。”他听见自己说，声音很轻。
蒋介石笑了笑，那笑容很浅，几乎没有牵动嘴角。“你头秃了，”他又说了这句话，这次听起来不像玩笑，“我也老了。有些事，就让它过去吧。”
会面在半小时后结束。特务队长刘乙光进来，准备带张学良离开。蒋介石没有起身，只是看着他走到门口。
“汉卿。”蒋介石忽然叫了一声。
张学良停下，转过身。
“你要的钱，我会让人送过去。”蒋介石说，停顿了一下，“好好过日子。”
门关上后，张学良跟着刘乙光穿过走廊。黄昏的光线从高窗斜射进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走到楼梯口时，刘乙光忽然压低声音说：“张先生，刚才总统交代，从下月起，每月多加五百块。”
张学良点点头，没有说话。下楼梯时，他感到膝盖有些发软，伸手扶住了墙壁。
回到住处已是傍晚。桌上放着一封刚送来的信，是四弟学思写来的，问他身体如何，钱是否够用。张学良坐下，拿起笔想回信，笔尖悬在纸上很久，最后只写了两个字：“尚好。”
他把信纸折好，装进信封，然后走到窗边。窗外是他亲手种的一排冬青，在暮色里显出深绿的轮廓。远处传来营区熄灯的号声，悠长而清晰。
那之后，每月的生活费确实多了五百块。张学良用其中一部分托人买了套新版的《明史》，剩下的存了起来。他依旧读书、散步、记日记，日子和过去二十二年没有什么不同。
1958年的冬天格外冷。除夕夜，看守他的老勤务兵偷偷端来一小壶温过的黄酒和一碟花生米。两人对坐，勤务兵说：“张先生，过了年，您就五十九了。”
张学良端起小酒杯，喝了一口。酒很辣，顺着喉咙一路暖下去。他想起很多年前的除夕，在奉天，家里能摆开几十桌宴席。那时他的头发还很密，穿军装时不需要在帽子里垫东西。
“是啊，五十九了。”他说，又倒了一杯酒。
勤务兵犹豫了一下，小声问：“您说……以后有没有可能……”
张学良摇摇头，笑了笑。“喝酒吧。”他说，没有回答那个问题。
酒喝到一半时，窗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很远，像隔着一层厚厚的棉花。张学良放下酒杯，望向漆黑的窗外。他知道，有些门一旦关上，就不会再打开；有些人一旦说“过去了”，意思就是永远留在那里。
他摸了摸自己光秃的头顶，想起蒋介石说那句话时的表情。然后他收回手，对勤务兵说：“不早了，回去休息吧。”
房间里重新安静下来。张学良坐在灯下，翻开《明史》，读到于谦的故事。读到“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时，他停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合上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