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学习英语斥为“崇洋媚外”，鼓吹将英语从学校的主科驱逐出去的那些人，试图标榜自己比我们的教育机构更有洞见，更加爱国，其实他们是很偏激、狭隘的一拨人。他们把反对英语主科设置搞成貌似正义的民族主义旗帜，公众千万别上他们当，我也希望教育部门别搭理他们。

一门外语要不要占据主科位置，最近又成了热议话题。有人认为，学英语就是崇洋媚外，普通孩子以后大多用不上，完全可以把它降为和生物类似的选修课；也有人担心，一旦英语被大幅削弱，最先失去机会的，恰恰是没有条件额外补课的普通家庭。

这场争论最容易走偏的地方，是把一个教育问题直接贴上政治标签。支持英语的人被说成“崇洋媚外”，主张改革的人又被一股脑扣上“极端”“狭隘”的帽子。这样的争吵很热闹，却没有回答真正的问题：英语到底给谁学、学到什么程度、由谁来承担教育成本？

把所有要求英语退出主科的人都当成“极端分子”，当然不公平。有人质疑英语课时过多、考试压力过大，也有人认为学术论文可以借助翻译工具解决，真正需要英语的人到了大学再专门学习，未必没有道理。尤其在人工智能翻译越来越方便的今天，过去那种“不会英语就寸步难行”的说法，确实需要重新审视。

但从“英语不该占太多时间”直接跳到“英语不必进基础教育”，中间还隔着很大一步。

目前国际科学研究、工程技术和大量商业信息，仍然以英语为主要载体。不同统计口径会有差异，但英语论文、技术资料和国际交流中的优势地位，并没有因为翻译软件出现就消失。

中文属于汉藏语系，英语属于印欧语系，两种语言在词汇、语法和表达方式上差距很大。临时查一句话当然不难，可要读懂专业论文、跟踪行业动态、参与谈判交流，靠逐句翻译往往不够。

问题还在于，机会不是等到大学才突然出现的。一个学生能不能在高中阶段形成基本的阅读能力，能不能在大学里看懂英文资料，往往取决于此前多年积累。把英语完全推迟到大学，听起来像是减负，现实中却可能让一部分孩子永远错过入门期。

有人说，绝大多数人参加工作后都和英语“八竿子打不着”。这句话听着很接地气，但如果照这个逻辑，很多基础学科都可以删掉。普通人未必会天天用到二次函数，也不一定能记住化学方程式，更不可能人人都靠生物知识谋生。基础教育的价值，本来就不只是训练人们应付日常生活，而是给不同的人留下继续选择的可能。

一个孩子今天看不出自己将来要做什么，学校就不能替他提前把道路堵死。有人后来成为工程师、医生、研究人员，也有人进入外贸、媒体、互联网和跨境产业。中国企业不断走向海外，货物、服务和技术都在寻找全球市场，英语能力未必决定一个人的上限，却常常决定他能不能多走一步。

一位从事新闻工作的人曾坦言，自己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真正卡住他的不是中文表达，而是英语口语。当外媒希望采访中国媒体人时，他因为无法流畅、准确地表达完整观点，只能放弃一些机会。相比之下，英语表达自如的高志凯，能够直接面对国际采访，很快成为外媒关注的中国评论者。两个人的差距，不一定来自观点和能力，有时只是多了一把语言工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孩子都必须把英语学成同声传译，也不意味着英语课时越多越好。英语教育的问题，恰恰包括应试化严重、机械背单词、口语训练不足，以及不同地区教学资源差距过大。把英语保留在基础教育里，不等于维持现有的教法不变；减少无效刷题，也不等于把它从普通孩子的教育菜单中拿走。

还有一种说法是，中文课时并不比英语多，难道这不是对母语不够重视？这种比较本身就不完全成立。英语对多数学生来说，是在课堂上集中接触的陌生语言，需要持续积累词汇、语法和听说训练。中文则从家庭交流、日常生活、课外阅读、影视故事中不断被使用和吸收。

语文课当然重要，但语文能力并不只由课表上的几节课决定，一个孩子平时读什么书、听什么故事、接触怎样的文化环境，同样关键。

把英语学习说成“崇洋媚外”，既误解了语言，也低估了教育。学英语不代表认同西方价值，更不代表放弃中文文化。恰恰相反，真正有底气的人，往往更愿意了解外部世界，再用自己的语言和立场参与其中。闭上眼睛并不会让世界停止变化。

有人担心，教育部门过去也曾出现教材内容不当、教学管理失误等问题，凭什么认定现有课程安排就一定正确？这个质疑可以讨论，但教材监管的问题，不能直接推出英语没有价值。该改的是课程目标、考试方式和教学质量，不是把所有争议都归结成“学不学英语”。

真正公平的做法，不是让所有人都不学英语，而是让不论家庭贫富的孩子，都能获得基本、有效、不过度应试的英语教育。教育改革可以减负，但别把普通人的退路也一起减掉。主科可以调整，方法可以重做，给孩子打开世界的那扇门，不能因为争吵就直接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