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民党暂编58师师长王家善在营口借着过生日办宴席，32名当地军政要员全部到场参会，宴席刚开始没多久，王家善借口要接电话走出会场，留在现场的警卫排马上冲进去，把到场所有人全部缴械扣押。
1948年2月的营口，表面上还挂着国民党守军的旗号，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座被不断压缩的孤城。
东北战场的形势变化很快。解放军在辽南连续展开攻势，鞍山、辽阳一线局势不断变化，营口与外围国民党军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困难。守城的人都明白，一旦交通线彻底被切断，这座港口城市还能守多久，谁心里都没底。
真正让营口局面变得复杂的，并不只是城外的军事压力。
城内有暂编第五十八师，有交通警察部队，还有宪兵、警察以及第五十二军有关机构。名义上大家都是国民党军政系统的人，可实际上并不是一条心。
王家善的暂编第五十八师本来就不是嫡系部队，在装备、补充和待遇方面，与一些中央军部队存在明显差距。战局顺利的时候，这种矛盾还能压住；仗越打越艰难，官兵心里的不满也就越来越难隐藏。
更现实的问题摆在王家善面前。
如果继续守营口，第五十八师很可能被当成最前面的消耗力量；如果临时宣布起义，城里的其他国民党武装又不会站着不动。一旦几支部队在街头互相开火，结果很可能不是简单换一面旗，而是一场持续数小时甚至更久的巷战。
营口是港口城市，城区里有居民、商铺、仓库和各种设施。真打成一团，最先遭殃的不会只是军人。
到了1948年2月下旬，王家善已经开始为起义作最后准备。
此前，辽南方面通过秘密渠道不断与第五十八师取得联系。双方谈的并不只是“起不起义”这一个问题，还包括官兵如何安置、部队怎样改编、行动以后如何避免混乱等具体事项。
这些问题不解决，几千人的部队不可能只凭师长一句话就突然改变立场。
经过多次接触，王家善终于作出决定。可他很清楚，真正危险的不是自己这一边，而是营口城里那些掌握军队、警察、通信和行政资源的人。
只要这些人还能自由行动，就可能在几分钟内调兵、封锁街道、控制电话，甚至抢先扣押第五十八师的军官。
所以，起义之前必须先把“脑袋”控制住。
王家善借自己过生日的机会设宴，把营口的重要军政人物请到一起。这样的邀请并不显眼。战争年代，各部之间虽然关系紧张，但高级军政人员借宴席联络、谈事，并不是什么反常举动。
正因为看起来平常，来的人才没有产生太大戒心。
包括军方、地方行政、警察等系统在内的32名重要人员陆续到场。对王家善来说，这桌饭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吃什么，而是谁已经坐进了屋里。
只要这些人集中起来，营口原有的指挥网络就等于被捏住了关键节点。
宴席开始后没多久，王家善借口有电话需要处理，离开现场。
这个动作看上去很普通，却是事先安排好的信号。
守在外面的警卫立即进入会场。枪口一亮，原本还坐在桌旁的人很快明白发生了什么。由于事前没有准备，又已经处在第五十八师控制的区域内，这些人根本来不及调动自己的部下。
32名军政人员很快被控制。
到了2月25日，行动进入最后阶段。
为了不让营口守军提前察觉，外围部队先制造军事压力。城里的国民党军果然把注意力更多放在外面的解放军身上。王家善也继续以部署城防的姿态出现，没有马上公开自己的真实意图。
这时候，城里很多人仍认为最大的危险来自城外。
而真正决定局势的变化，却已经从城内开始。
当天晚上7时左右，事先约定的信号出现，第五十八师开始按照部署行动。
王家善率领的起义部队有八千余人。各部接到命令后，分别控制重要位置，并配合解放军向仍然拒绝放下武器的国民党部队展开行动。
事情并没有像影视剧里那样，抓住几个头目以后，全城立刻鸦雀无声。
部分交通警察武装依旧组织了抵抗，还依托建筑物据守。夜间战斗持续了一段时间，双方一度出现识别困难，因为原来的制服接近，临时佩戴的识别标记也很容易被模仿。
这说明王家善此前担心的并不是多余。
即使主要军政负责人已经被控制，城内仍然有武装能够开火。如果没有提前策应，单靠第五十八师自己突然行动，局势完全可能走向混乱。
解放军随后从外围进入，与起义部队配合作战，逐步压缩剩余抵抗力量。
到2月26日清晨，营口城内主要战斗结束。
这场起义最大的意义之一，就是国民党原有守军体系没有能够形成一场持续很久的全城巷战。对于当时的营口居民来说，这意味着大量街区避免长时间卷入交火，城市设施也少承受了一轮破坏。
从今天回头看营口这段往事，最值得琢磨的还是“人心”和“组织”两个词。
一支军队装备再多，如果内部长期分亲疏、分嫡系杂牌，到了局势困难的时候，原本被掩盖的裂缝就会越来越大。
那场宴席真正改变的，不只是32个人的处境。它切断了原有守军的指挥链，为八千余人起义创造了条件，也让营口避免了一场规模更大的城内混战。历史最后记住的往往是那个“出去接电话”的瞬间，但真正决定结局的，其实是此前已经发生变化的人心、战局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