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毛主席诞辰85周年时，谭震林怀念毛主席的文章被扣发后，他生气道：“文章可以修改，但基本观点不能动……”

稿子退回第三天，谭震林亲自去了那家报社。他穿过走廊时没人拦，副刊编辑见他进门，脸色一白，赶紧起身。谭震林没坐，把退稿放在桌面上，说：“我不为难你，请你把‘上面’的批示原件给我看一眼。哪一句不合口径，我当面改。”

编辑支吾了半晌，说批示是电话传达的，没有原件。谭震林沉默了一瞬，点了点头，拿回稿子转身走了。他没有回家，而是去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资料处。那里存着大量尚未整理的内部分类文稿，他是常客，负责的副主任姓柳，与他相识多年。柳副主任见他神色不对，把他让进里间，关上门。谭震林把退稿的事说了，柳副主任听完，没有马上接话，而是从铁皮柜里取出一份薄薄的目录册，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一行标题给他看：“谭老，这篇文章是去年年底一位老同志投的，也是怀念主席的，直到现在还没给答复。不是您一个人的事。”

谭震林盯着那行标题看了很久，然后问：“这份目录，能让我抄一份吗？”柳副主任犹豫了一下，把册子推过去：“您就在这里看。”

谭震林要了纸笔，把目录上那几篇同类主题、同样被搁置的稿件标题、作者和投递日期逐条抄了下来。抄完，他向柳副主任道谢，拿着这份手抄目录，第二天一早去了中组部一位分管老干部工作的副部长办公室。副部长姓高，曾在华东局工作过，对谭震林向来敬重。谭震林把两样东西摆在桌上：一份自己被退回的稿子，一份抄来的目录。他说：“高部长，我不是来告状的。我只是想问问，这些老同志写的东西，到底卡在哪个环节？是内容不实，还是感情不对？如果都不对，组织上给个明确说法，我回去改。”

高部长翻了翻目录，脸色变得很慎重。他让秘书出去，关好门，才低声说：“谭老，您这些稿子，不是报社能定的。去年年底有个内部精神，纪念文章要统一由党史办审核口径，报社不敢擅自发。您这篇，恐怕是还没送到党史办，就被编辑室自己拦下了。”

谭震林问他党史办由谁负责审核。高部长说了个名字，姓吴，是位理论功底很深的副主任。谭震林当天下午就去了党史办。吴副主任正在开会，他就在走廊的长椅上坐着等，等了整整一个半小时。散会后吴副主任出来，看见他，愣了一下，连忙请他进办公室。谭震林把来意又说了一遍，最后加了一句：“吴主任，我今天不是以老同志的身份来要求什么。我是一个写了文章、不知道错在哪里的人。你告诉我错在哪里，我认。”

吴副主任接过稿子，当场翻看了一遍，沉吟片刻，说：“谭老，文章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现在发表的纪念文章，都要求引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表述作为框架。您这篇从头到尾是个人叙事，没有提新时期的总路线，所以编辑部不敢过。”

谭震林听完，没有生气。他问：“如果我在开头加一段，说明这篇文章是个人回忆，不代笔任何机构，同时附上一句‘当前全党正团结一致向前看，我个人怀念主席，也是向前看的一部分’——这样行不行？”

吴副主任想了想，说：“您加上，我签字。”

三天后，谭震林把修改后的稿子重新送到报社，同时附了吴副主任签字的审核意见。副刊编辑接了，这一次没再推，但说版面已经排到下个月，得等。谭震林说：“我等。”

又过了二十天，文章见报了，位置在副刊第二版右下角，不算显眼，但全文一字未删。谭震林拿到报纸那天，坐在书房里读了两遍，然后把报纸折好，放进书桌抽屉。他妻子端茶进来，问：“这下踏实了吧？”他摇摇头，说：“不是踏实。是觉得，一件事原本一句话就能说清，如今要走这么多门。但门都走通了，说明还能说。”

那天傍晚，他接到一个老部下的电话，对方在电话里说：“老首长，文章我看了。我有个战友在地方党校当教员，他想把您这篇文章印成内部学习资料，发给学员讨论，问您同不同意。”谭震林握着话筒，停了一会儿，说：“印吧。但有一条——一字不许动。”

那份内部资料后来印了两百多份，在三个省的党校系统里传阅。年底有一次老干部座谈会上，有人提起这件事，说谭震林为了一篇文章跑了大半个北京城。谭震林坐在角落里听见了，没有接话，只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散会后，他独自沿着会场外的走廊往外走，步子很慢。走到门口时，他忽然停下来，对陪同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跑路不怕，怕的是没人愿意跑了。”

那篇文章的原稿，他一直留着，夹在一本旧版《毛选》里。后来有人问他，当初为什么非要发不可。他说：“我不是非要发那篇文章。我是不能让人觉得，有些话，只要等一等，就可以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