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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霍英东要迎娶离婚且带着一个儿子的冯坚妮。原配吕燕妮没有反对,只是提了一个条件:“无论娶几房,都只能允许长房经商!” 霍英东从吕燕妮房里出来,在走廊站了一会儿。他解开领口最上面的扣子,又系回去,转身往书房走。 冯坚妮进门那天,没有摆酒,只请了几位近亲在家吃了顿饭。吕燕妮坐在主位左手边,

1960年,霍英东要迎娶离婚且带着一个儿子的冯坚妮。原配吕燕妮没有反对,只是提了一个条件:“无论娶几房,都只能允许长房经商!”

霍英东从吕燕妮房里出来,在走廊站了一会儿。他解开领口最上面的扣子,又系回去,转身往书房走。

冯坚妮进门那天,没有摆酒,只请了几位近亲在家吃了顿饭。吕燕妮坐在主位左手边,穿了件暗紫色的旗袍。霍英东领着冯坚妮敬茶,吕燕妮接过来,抿了一口,放下茶杯时说了句“坐吧”。

冯坚妮的儿子躲在母亲身后,眼睛盯着地板。吕燕妮看了一眼那孩子,转头对佣人说:“添张椅子。”

饭桌上很安静,只有碗筷碰触的声音。霍母刘三没动几筷子,早早说累了回房休息。霍英东给冯坚妮夹了块鸡肉,又给吕燕妮舀了勺汤。

“生意上的事,”霍英东开口,“震寰下个月去公司跟着学。”

吕燕妮点点头,继续吃饭。

冯坚妮住在西边的厢房,离主楼有一段距离。第二天早上,她带着儿子来请安,吕燕妮正在看当天的报纸。

“坐。”吕燕妮没抬头,“孩子上学的事安排好了吗?”

“正在找学校。”冯坚妮声音很轻。

“英东说让你去管基金会,那边事情不多,有时间多陪陪孩子。”

冯坚妮应了声好。她知道基金会是闲职,也明白这话里的意思。

霍震寰开始跟着父亲进出公司,十八岁的少年穿起西装,学看报表。周末回家吃饭,吕燕妮会问几句公司的事,问得很细,哪块地皮什么价钱,和谁谈的生意。

霍英东有时听着,会插一句:“让他自己琢磨。”

吕燕妮就停下筷子,看着丈夫:“当初说好的。”

霍英东不说话了,继续吃饭。

冯坚妮的儿子改名叫霍文芳,上了寄宿学校。周末回家,他很少去主楼,多半待在自己房间里。有次在花园碰上霍震寰,他喊了声“大哥”,霍震寰点点头,抱着足球跑了过去。

霍英东每周会在冯坚妮那边住两晚,其他时间都在主楼。吕燕妮从不问,也不提,照常打理家里的事,月底核对公司账目。

三年后,霍英东提出要娶三太林淑端。这次他没去吕燕妮房里,而是在晚饭后当着全家人的面说的。

吕燕妮正在剥橘子,听完把橘子瓣放在小碟里,推给身边的霍震寰。

“规矩照旧。”她说。

林淑端进门更简单,连顿饭都没摆,只是家里多了个人。三房住在后院的独立小楼,很少到前边来。

霍家的生意越做越大,霍震寰开始独当一面。有次他谈成一笔大生意,回家报喜,吕燕妮听完只说:“下周去给你爷爷扫墓,告诉他一声。”

霍文芳中学毕业后想去美国读书,冯坚妮去找霍英东。霍英东说:“去吧,费用家里出。”

吕燕妮知道后,让账房每月固定拨一笔钱到冯坚妮户头,备注是“文芳留学用”。她没和冯坚妮说,冯坚妮是从银行单子上看到的。

家族聚会时,长房坐一桌,二房三房坐另一桌。孩子们小时候会混着玩,大了就自然分开坐了。霍英东会在各桌坐一会儿,最后总是回到主桌。

有年春节,霍文芳从美国回来,带了些礼物。给吕燕妮的是一条羊毛围巾,吕燕妮接过来说了句“有心了”,让佣人收起来。后来那条围巾她从来没戴过。

霍震寰结婚时,摆了五十桌酒。冯坚妮和林淑端坐在第五排,仪式结束后就提前走了。婚宴上很多人来敬酒,霍英东喝得有点多,拍着长子的肩膀说:“以后靠你了。”

吕燕妮在旁边听见,垂下眼睛整理了下旗袍的衣襟。

九十年代,霍家产业传到第二代手里,霍震寰成了掌舵人。有报纸写霍家二房三房子女不得从商,问霍英东怎么看。霍英东对着镜头说:“家里的事,家里清楚。”

那天晚上,冯坚妮房间的灯亮到很晚。

霍英东晚年多病,住院时三房轮流探望。吕燕妮每天下午三点到,坐一个小时。冯坚妮和林淑端通常是上午来,时间错开。

最后一次病危时,所有人都到了医院。医生出来摇头,长房的孩子先进去,然后是二房三房。吕燕妮站在最前面,冯坚妮和林淑端站在她身后半步的位置。

丧礼由霍震寰主持,讣告上家属名单,长房在前,二房三房在后。追悼会那天下雨,三房人各自坐车前往,又各自坐车离开。

遗产公布后,长房继承全部生意股权,二房三房分得房产和现金。没有争执,没有声明,就像很多年前那顿安静的晚饭,一切都按说好的来。

霍震寰搬进了父亲原来的办公室,吕燕妮很少再去公司。她每天早上还是看报纸,用红笔圈出关于霍家的新闻,叠好放在茶几上。

冯坚妮搬去了浅水湾的公寓,深居简出。有次在慈善活动上遇见吕燕妮,两人点了点头,各自走向不同的座位。

霍家的生意继续运转,就像时钟一样,按既定的轨道走下去。那些年的茶,那些年的饭,那些没说出口的话,都成了这轨道的一部分,无声,但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