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在北京病逝。妻子曹秀清当天给蒋经国发报，恳请允许台湾的四个子女回大陆奔丧——“骨肉团聚，亲视含殓，一俟葬仪告毕，即行归返”。

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在北京去世。
遗体尚未安葬，曹秀清已经开始想办法让台湾的孩子回来。

真正发报是在5月10日。
曹秀清致电蒋经国，请准二女杜致义、二儿杜致勇、三儿杜致严、三女杜致廉赴北京奔丧，其中三人的配偶也列在申请之中，共七人。电文只说希望“骨肉团聚，亲视含殓”，等葬礼结束，“即行归返”。

“归返”两个字，把这封电报的分量压得很低，也把1981年的现实暴露得很彻底。
曹秀清要的，不过是一趟有去有回的奔丧。她很快又走了另一条路，请台湾的黄埔旧人帮助转请。郑洞国、黄维、李奇中、侯镜如等人同日也向台湾黄埔旧部发电，请他们出面斡旋。

杜聿明是黄埔一期，几十年前结下的军校关系、袍泽关系，到这时又被重新调动起来。

如果这件事只是杜家和蒋家的私人恩怨，事情反倒还有周旋余地。家属已经保证葬毕返回，黄埔旧人也愿意从中说项，只要有人点头，七个人去北京参加一次葬礼，在技术上并非做不到。

真正卡住他们的，是1981年那条还没有被打开的海峡通道。
1979年以后，大陆已经推动两岸通邮、通航和人员往来。电报可以经第三地转送台湾，所以曹秀清的请求能够发出去。可台湾方面仍坚持“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居民赴大陆探亲还没有正常渠道。

这里有一个很冷的反差。
消息能够过海，人过不了海。而且，去世的杜聿明也早已不只是那个从黄埔军校走出来、后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将领。特赦以后，他留在大陆，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也参加有关祖国统一的公开活动。

这样一来，杜家的白事天然多了一层政治重量。
四名长期生活在台湾的子女如果同时进入北京，参加一位全国政协常委的公开追悼活动，再返回台湾，在家庭意义上只是送父亲最后一程，在当时两岸关系的框架里，却已经触碰到人员往来的禁区。

曹秀清显然还没有放弃。她把要求缩得越来越小，不迁居，不滞留，办完丧事就走；又把私人请求送进黄埔旧关系之中，希望几十年前的同学、旧部能够推开一点缝隙。

北京方面也在等。
杜聿明5月7日去世，追悼会却没有很快举行。同期报道记下了一个很具体的动作，为等待台湾方面的答复，追悼会曾一再推延。

这就使整件事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只是一封没有下文的家书。北京在推迟葬礼，曹秀清在等孩子，黄埔旧人在两边转请，台湾方面始终没有放行。

一个家庭能够使用的私人关系几乎都被调动起来了，可这些关系到了制度边界前，停住了。

5月25日下午，杜聿明追悼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从去世到追悼，已经过去十八天。曹秀清来了。长女杜致礼从美国回来，女婿杨振宁也在场。留在台湾的四个孩子没有出现。是台湾方面没有放行，而当时限制赴大陆的政策正是四名子女无法成行的现实门槛。

这一区分很重要。
个人拒绝，是某个人换一个念头，事情也许就能改变；制度封闭，则意味着即使曹秀清把条件退到“葬毕即返”，即使黄埔旧人连续说项，一个普通家庭仍然缺少合法穿过海峡的通道。
5月28日，追悼会已经过去三天，曹秀清再次公开提出，希望台湾方面准许四个子女来大陆祭奠父亲。

这一次，连“亲视含殓”都已经做不到了。
死亡不会等政策松动。棺木也不会因为一封电报还没有得到结果，就一直停在那里。
直到1987年11月，台湾方面才正式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那是六年后的事。到了那时，许多分离几十年的家庭终于获得一种制度化的返乡途径。

也正因为有了1987年这个后来出现的出口，再回头看1981年5月，曹秀清那封电报才显得格外沉。

海峡两边已经能够知道彼此在哪里，也能把一串文字辗转送到对方手中。曹秀清甚至愿意白纸黑字保证，孩子送完父亲就回台湾。

可5月25日，全国政协礼堂里，曹秀清、杜致礼和杨振宁坐在那里。
那四个从台湾赶不回来的孩子，终究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