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日记从道光年间一直记到临终前，内容并不只是政务。

道光二十一年某日，北京的曾国藩在日记里给自己记了一条过失：当天和人闲谈，说了些不紧要的话，占去了下午一大段时间，觉得耗散，末尾按惯例写了几个字，大意是记此以自警。

这种笔墨，往后三十年没怎么改过。

曾国藩认真动笔记日记，是从道光十八年前后开始的。

那一年他在北京，结识了理学名臣唐鉴，开始在"修身"上认真下功夫。

唐鉴当时主张学者要"自讼"，每日反省，把当天言行过失逐条写出来，才能找到自身问题所在。倭仁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课检做得更认真，毫不含糊。

曾国藩把这套做法接了过来，配上自己的节律，日记从此开始成型。

记的内容，政务只是其中一块，而且未必是最大的那块。

每天读了什么书，读了多少页，理解了哪里，有什么疑惑，这类记录几乎天天都有。读史书、读经、读诗文，读完要对吸收状况做个交待，不是走马观花记个书名就算。

练字的时间也记，临了多少字，今天状态好不好。

他给自己定过课程，每日什么时段做什么事，写在日记里再对照实际情况做检查，差了就记差在哪里，完成了也记。

私人的那一面，写得更直接，有些条目放在今天看都觉得坦白。

比如记过自己"好色"，见了某人的内眷，多看了几眼，当晚记下来，批自己"念头不正"。

记过"闻人过而喜"，听见别人犯了错，心里头有点高兴，意识到之后觉得不是君子的反应，落笔自警。

记过席间"多言"，说了一些不必要说的话，散席后回想觉得有失分寸，照例写下来，末尾加一句警示。记过抽烟，道光年间曾立志戒烟，日记里跟踪记录，这桩事后来真的记成了。

这些条目，写法固定，语气平静，不带多少激动色彩，像一个打了多年卷宗的书吏在往账本上记数字。

日记和家书，是曾国藩在家族管理上并行使用的两套工具。

家书是写给弟弟、儿子的，日记则有时候整段抄录进家书里，或者直接让家人传阅。从写的时候起，他就预设了这批文字要给后人看。

因此日记里那些坦白，是带着示范意图的坦白：我有这些毛病，我这样对待自己的毛病，这是留给你们的样本，不只是记录，也是教材。

咸丰二年，曾国藩在湖南帮办团练，和地方官员关系处得一塌糊涂。

绿营兵油滑，地方官员各有各的盘算，曾国藩说话没人当回事，出了事又推过来让他担。

那段时间的日记，记着他和人争执的经过，记着他如何气得失态，随后又写自己"意气用事"、"失于浮躁"，把板子打在自己身上。

在长沙待了将近两年，搬去衡州，才把练兵的摊子慢慢铺开。

靖港一战兵败，是军事生涯里最狼狈的一次。兵败那天，曾国藩跳水，被人拉上来，此后大病。日记里对这段时间的记录相当简短，语气也和平日不同，有几处连贯不上，像是事后补写的。

湘军水师的溃败是明摆着的事实，日记没有回避，但笔墨极省。

打仗的具体情况，包括战况、部署、伤亡，在日记里反而不是重点。大量军务的实际运作，留在奏折和书信里。

日记记的，是他这个人在这些事情里的状态，睡没睡好，脾气有没有控住，和哪个下属说话说重了，事后觉得应该怎么对待。

这个区别，在咸丰到同治年间的日记里看得很清楚。湘军在各省战事最紧张的几年，日记照常写，该记的一条不少。

大营里行军转移，有时候条件很差，日记的物理载体换了又换，但没有哪段时间出现大的空白。

从这里倒能读出一件事：这个写的习惯，已经不是有意识在坚持，而是走到哪里就接着写，和吃饭睡觉一样理所当然了。

同治年间权势到了顶点，日记的笔墨没有因此变轻松。

皮肤病的记录多了，眼疾的记录多了，走路的记录多了。

六十岁之后，手抖得厉害，写字比年轻时费力，日记的字数有时候短了一些，但没有中断。偶尔还会回头翻出早年的日记，对照当下，写几句感慨，这种条目也留着。

他看过的那些旧条目里，什么叫年轻时的毛病，什么叫一辈子改不掉的东西，大概比谁都清楚，因为账本就在手边。

同治十一年，他在南京总督任上，身体已经很差。

这一年的日记现在还存着，字迹比早年凌乱，有些页面上看得出来握笔吃力。

三月十二日，曾国藩在日记里写了当天的一些事，是他留存的最后一篇。那天下午他和儿子曾纪泽在院子里散步，突然眼睛看不见东西，随即倒下，几个时辰后去世。

日记就停在那里，没有写完那天的事。

参考资料：
曾国藩著，唐浩明编《曾国藩日记》，岳麓书社，1987年版
唐浩明《曾国藩》，岳麓书社，1992年版
《清史稿·曾国藩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