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台湾飞行员江富考，当着蒋介石的面，驾驶C-47运输机向大陆投诚，谁曾想，他启动飞机后，却发现飞机转不了方向，塔台不断向他发起质问，情况十分危急！

江富考当时是国民党空军第十大队的上尉飞行员，在抗日战争那会儿也是真刀真枪跟日本人干过的。可抗战胜利后那点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内战就爆发了。他天天开着飞机往返于大陆和台湾之间运物资，看到的净是国民党上层忙着往台湾搬东西、基层官兵连军饷都经常被克扣的烂事儿。时间久了谁心里不犯嘀咕？这仗打得有什么意义？

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是1949年上半年那次探亲。他回广州看母亲，路过香港住在一个老同学家里。那同学家里有不少进步书刊，加上跟同学哥哥叶文津聊了几回天，他对共产党那边的情况算是摸清了底。等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耳朵里，他知道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

可一个人想从戒备森严的军用机场弄走一架飞机，那比登天还难。嘉义机场那阵子管得严得要命，每天傍晚天一黑，跑道中间就摆满空油桶挡路，机场四周还加派卫兵，天上随时有两架驱逐机值班待命。江富考琢磨着得找帮手，于是找上了同中队的机械师周震南。周震南这人技术过硬，关键是心里也早就不想干了。俩人一碰，周震南又拉来了陈尚明和石健儒。四个人在雨夜碰了个头，江富考就问了句“走不走？”仨人回答都一样：“走”。

接下来就是分工。江富考负责挑航线、开飞机；周震南负责盯飞机、搞钥匙。最要命的是油，机场油料管得死死的，多一滴都不给。周震南利用自己机械师的便利，连着好几天虚报油耗，硬是东拼西凑攒够了飞过海峡的油量。那几天他几乎没合过眼，心里那根弦绷得紧紧的。

机会在10月16日傍晚来了。蒋介石和宋美龄从菲律宾访问回来，专机要在嘉义机场降落。机场上下全乱了套，当官的抢着去迎接，当兵的忙着搞安保。江富考他们几个混在人群里，趁乱溜上了那架早已加满油的248号C-47运输机。解开绳索、踢开轮挡、取下夹板，动作干脆利落，没有半点拖泥带水。

发动机一响，塔台立刻发现了异常：“248号机在干什么？”江富考按下通话键，强压着心跳回答：“试机”。塔台那边沉默了几秒，换了个人上来，语气更硬了：“你没有试车计划，立刻关车！”借口被拆穿了，可这时候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

江富考松开刹车，C-47笨重地滑出停机位。可刚走了不到二十米，他猛踩方向舵，机头纹丝不动。尾轮的操纵绳断了。飞机转不了弯，就进不了跑道，起飞距离不够，一切全白搭。塔台的质问又炸开了，一声比一声急。

驾驶舱里四个人急得满头大汗。江富考脑子里飞速转着，他在航校那会儿教员说过的话突然冒了出来：“你们现在飞的每一分钟，都是前面倒下的兄弟用命换来的”。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眼下没有退路了，他猛地加大右发油门，同时抱死左轮刹车。C-47发出一阵刺耳的金属扭曲声，机身以一种极其别扭的角度硬生生地转了过来。这不是教科书上的操作，这就是拿命在搏。机舱里四个人被甩得东倒西歪，没有一个人出声。

机头终于对准跑道。江富考推满油门，C-47开始加速、震动、颠簸然后机轮离开了地面。1949年10月16日18时40分，这架飞机从嘉义机场腾空而起，从刚下飞机的蒋介石头顶上飞了过去。

可天上也不安全。飞到海边天已经完全黑了，江富考关掉所有灯光，贴着海面超低空飞行。大约半小时后，两架P-51战斗机果然追了上来，可因为他们飞得太低、天又太黑，愣是没发现目标，转了几圈就返航了。飞过长江后天气突然变坏，机身颠得厉害，加上没有地图、油也快见底了，江富考临时决定在南京降落。南京机场一开始搞不清来的是谁，紧张了好一阵，后来确认是投诚的飞机才赶紧引导降落，跑道灯光不够，直接用车辆灯光指方向。四个人落地的那一刻，悬了一路的心才算放下来。

说句实在话，那会儿从台湾飞回来的飞行员不止江富考一个。但像他这样当着蒋介石的面、在人家专机刚落地眼皮子底下把飞机开走的，确实不多见。蒋介石气得连迎接官员的手都没握就走了，换谁不窝火？

我倒是觉得，江富考真正打动人的地方，不是什么“弃暗投明”的大道理。人在那种关口，能看清楚自己不想走的路、敢转身往另一个方向走，这本身就需要极大的勇气。更何况他转身的时候，身后是探照灯、是塔台、是随时能升空拦截的战斗机，他手里只有一架尾轮都坏了的C-47。飞机转不了方向他能硬掰过来，人要是转不了方向呢？

这架飞机后来从南京转场济南，又飞到了北京，加入了人民空军的行列。江富考后来怎么样了，说法不一。但那天傍晚发生在嘉义机场的那十几分钟，已经足够让后人记住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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