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地下党员刘国志被捕，在香港银行当经理的五哥赶回来营救，给特务头子递上一张支票：“放了我弟弟，要多少，数字随你写！”

主要信源：（中国青年报——“狱中八条”背后的故事：红岩英烈血与泪的嘱托；《红岩》）

1948年春天，重庆渣滓洞监狱的会客室里，一个穿西装的商人把一张空白支票推到特务头子徐远举面前。

金额栏空着，数字随他填。

徐远举干了大半辈子特务，收过的金条美钞不计其数，但一张不设上限的空白支票，他头一回见。

商人叫刘国琪，刚从香港飞回来，他要换一个人出去，关在隔壁牢房里的亲弟弟，刘国志。

徐远举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那扇铁门，里面那个年轻人到底有什么本事，能让家里下这种血本？

答案其实很简单，刘国志的父亲是涪陵最大的盐商，家族产业铺遍川渝。

他从小住几千平的宅子，19岁考上西南联大，毕业后家里安排了银行稽核的差事，月薪300大洋，出门有专车。

怎么看都是一条富贵路。

但他干了一个月就不干了，扭头钻进沙坪坝一间破棚屋，那里是《挺进报》的秘密印刷点。

棚子里满是油墨味，屋顶漏雨，站直了都费劲，他觉得这儿比银行舒服。

1948年4月，重庆市委书记冉益智叛变，供出130多个名字。

刘国志翻墙逃到荣昌的姐姐家，四天后特务追过来，把他堵在了屋里。

徐远举起初没把这个阔少爷当回事，他见过太多少爷兵，以为革命就是赶时髦，吓唬两句就该跪了。

审讯室里他把全套刑具摆出来，一样一样指给刘国志看，条件很简单，签字脱离共产党，马上放人。

刘国志回了四个字：要杀随便，刑具挨个走了一遍，他昏过去好几次，冷水泼醒了还是那四个字。

徐远举这才发现看走了眼，这公子哥的骨头比老地下党员还硬。

刘家开始四处活动，亲戚们提着厚礼来找徐远举，求见刘国志一面。

徐远举收了钱，安排会客室见面，亲戚轮番上阵，劝他写个悔过书先把命保住。

刘国志安安静静听完，说要是出卖了同志，走出这道门也抬不起头，那样活着比死难受。

最后出场的才是五哥刘国琪，他一直在香港做生意，岳父是四川省建设厅厅长。

接到急电放下生意飞回重庆，没回家，直接去找徐远举。

见面先拍美金和金条，说要见弟弟，徐远举看见钱，态度立刻转了。

兄弟俩在会客室相见，刘国琪看着弟弟身上的伤，压低声音说只要点个头就能出去，他马上带人去香港。

刘国志摇头，说入党的誓不能背。

刘国琪沉默了很久，然后掏出那张空白支票。

徐远举捏着支票，贪婪和震惊在脸上来回翻。

他甚至转过头劝刘国志，说你哥对你这么好，点个头就能走，去了香港照样当共产党。

刘国志看着五哥，眼神里有愧疚，但语气很平静。

他说自己有信仰，可以为这个信仰去死，没了信仰，活着也是一具空壳。他让五哥回去，别再跑了。

刘国琪站起身，看了弟弟最后一眼，转身走出渣滓洞，他知道这是永别。

徐远举拿着那张空白支票，最终没敢兑。

他怕这背后有自己惹不起的关系，更怕的是，他从刘国志身上看到了一种他完全理解不了的东西。

1949年秋天，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进牢房，刘国志和狱友隔着墙壁用暗号互相敲击，分享喜悦。

他们开始讨论出去以后干什么，刘国志说想回学校做青年工作。

但黎明前的黑暗最深。重庆即将解放，败退的国民党下了处决令。

11月27日下午，渣滓洞的屠杀开始了，特务以转移为名，将囚犯分批押到松林坡。

机枪声密集响起，成排的人倒在血泊里。

刘国志和最后一批男牢的难友关在八号牢房，听着外面的枪声，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

牢房里没有慌乱，大家互相握手拥抱。

牢门被撞开，特务端着枪冲进来时，刘国志从人群中站出来，用尽全力喊出了最后一句话。

枪响，28岁的刘国志倒在血泊里。

他没等到三天后的黎明，11月30日，解放军进入重庆。

三百多位革命者在这场屠杀中牺牲，刘国琪再也没等来弟弟的消息，徐远举在昆明被捕，1973年死在狱中。

今天重庆歌乐山的烈士陵园里，刘国志的名字刻在一块普通的墓碑上，和几百个名字挤在一起。

但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用命换信仰的人，那张空白支票，终究没能买下一个人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