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名15岁的男孩在上厕所时，发现墙缝里似乎藏着什么东西，他用手把泥巴刮开，竟然发现了一个油布包，当他打开包裹时，里面的东西让他既害怕又愤怒。
1938年，15岁的罗瑾当时只是南京华东照相馆的学徒。侵华日军人员把胶卷送来冲洗，本来只是把中国照相馆当作替自己服务的工具。谁也没想到，暗房里的中国少年看见底片后，会偷偷把其中记录日军暴行的照片另外保存下来，并选出16张装订成册。
这一举动有多危险，不能拿今天的生活经验去想象。当时南京处于日伪统治之下，罗瑾既没有安全身份，也没有任何特殊保护。他面对的是侵略者亲自拍摄的犯罪影像，一旦私藏照片被发现，后果可想而知。可他还是留下了这些东西。这不是后来知道抗战胜利后的“英雄选择”，而是在根本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
更值得注意的是照片的来源。南京大屠杀并非几十年后根据传闻拼起来的故事，许多证据在暴行发生期间就已经形成。侵华日军人员自拍的照片、外国人士的日记和影像、中国幸存者的证词，后来彼此能够互相印证。2015年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共有11组，其中就包括罗瑾保存的16张照片。
1941年，罗瑾在毗卢寺参加集训时，因为担心相册被查获，把它藏进厕所砖墙的缝隙。等他后来再去寻找，相册已经不见了。
相册到了吴旋手里之后，故事换了一个主人。吴旋后来回忆和家属转述的材料显示，他意识到这些照片将来可能成为日军侵华罪证，于是设法保存下来。战争还没有结束，一个普通青年带着这样的东西生活，相当于把危险随身带着。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更没有人告诉他这本相册几年以后一定能派上用场。
直到日本战败，照片的命运才出现根本变化。1946年，南京方面征集日军战争罪行证据，吴旋把保存下来的照片呈交出去。昔日必须躲着侵略者保存的秘密物件，由此进入司法调查体系，并成为后来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的重要证据，也就是人们熟悉的“京字第一号证据”。
1947年2月6日至8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进行了连续三天的公审。审判不是靠一本相册决定结果，更不是靠某个战犯突然良心发现。照片、幸存者证词、外国人士证言、调查材料以及其他档案共同组成证据体系。真正有力量的司法审判，从来依靠证据，而不是戏剧性的表情。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企图很难在完整史料面前站住脚。受害者留下了证言，第三方人士留下了记录，侵略者自己又留下照片，战后还有系统调查和审判文件。不同来源的材料能够交叉印证。否认其中一份文件，无法抹掉其他证据；攻击某个细节，也推翻不了整个历史事实。
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枪决。此时距离罗瑾第一次在暗房中看到那些底片，已经过去九年。一个15岁的少年当年不会知道自己偷偷保存下来的照片将走进法庭，更不可能预见它们日后的国际意义。他只是没有让侵略者留下的罪证随着胶片一起消失。
岁月随后给这本相册增加了另一层意义。罗瑾长期不知道相册去了哪里，吴旋也不知道最初保存照片的人后来身在何处。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两条被战争割开的线索才重新接上。公开资料记载，两人后来在南京重逢。两个年轻时甚至没有商量过的人，竟然隔着多年共同完成了一次特殊的历史接力。
2015年10月，南京大屠杀档案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罗瑾保存的16张照片也在其中。事情到这里已经远远超出一个人的经历。1938年，它们是需要偷偷藏起来的照片；1946年，它们成为战争罪行证据；进入21世纪，它们成为世界共同保存的历史记忆。
中国人今天纪念南京大屠杀，也不是为了把民族苦难变成仇恨消费。真正应该坚持的是另一件事：侵略战争是谁发动的，暴行是谁制造的，责任属于谁，证据就应该指向谁。铭记历史与珍爱和平从来不是矛盾的。没有建立在事实和责任基础上的和平，只会让“遗忘”成为下一次篡改历史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