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杨开慧母亲向振熙老人去世了。消息传到中南海的时候，毛主席正在看文件。秘书轻手轻脚走进来，把一份电报放在桌上，没敢多说话。毛主席拿起电报，看了几行，手就停住了。他把电报放下，又从桌上拿起来再看了一遍。然后他站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人站了好一会儿。

1962年11月15日，毛主席给长沙杨开智写去一封短信。
信很短。开头一句：“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接下来，他托人寄去500元作悼仪，又专门交代，向振熙老人的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

写到末尾，还有一句：“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

这一天，毛主席并没有脱离繁重的中央工作。前一天，中共中央刚发出有关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和中印关系问题的通知。15日下午，他仍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集周恩来等人开会。国事压在案头，长沙又传来一封丧电。

真正值得细看的是毛主席随后做出的安排。

杨开慧已经牺牲32年了。
按照普通的人情往来，女儿去世多年，女婿与岳家的联系很容易慢慢淡下来。何况从井冈山斗争、长征、抗战一直到解放战争，毛主席与湖南杨家长期分隔。空间隔开了，岁月也足够漫长。

可1962年的这封信里，向振熙依旧被放在“家里人”的位置上。毛主席没有只发一封礼节性的唁函。他出了悼仪，又过问老人死后葬在哪里，最后把两家的关系直接写成了“一家”。

这层关系，并不是到了1962年才突然出现。
20世纪20年代初，毛主席和杨开慧在长沙清水塘生活。那时的清水塘既是家，也是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年轻夫妻要外出工作，还要照看孩子，家中大量琐碎事务都需要有人承担。向振熙曾在那里生活两年多，帮助料理家务、照顾幼儿，也为毛主席等人的革命活动提供过掩护。

那些事情没有什么宏大的场面。
孩子要有人抱，饭要有人做，门外有动静时，屋里的人还得照常过日子。对于一个长期奔波的革命者来说，这些细碎的劳动恰恰构成了他能够出门工作的家庭条件。
后来局势越来越紧。

毛主席离开湖南，杨开慧留在板仓。1930年，杨开慧被捕，11月在长沙牺牲。向振熙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此后战争接连不断，毛主席与杨家的联系一度被漫长的战事切断。

直到1949年长沙解放，这根线才重新接起来。
杨开智给毛主席去电，告知家中情况。毛主席回信时专门问候向振熙，还提到毛岸英很想去看外祖母。这里已经出现一个很清楚的变化：杨开慧虽然早已不在，毛主席与她母亲以及杨家人的联系，却重新进入实际生活。

1950年，向振熙八十寿辰，毛主席让毛岸英回湖南。
毛岸英这一趟还有另一件事，给母亲扫墓。一个年轻人从北京回到湖南，一边站在已经牺牲20年的母亲墓前，一边去给年迈的外祖母祝寿。对于杨家来说，这个孩子是开慧留下的骨肉；对于毛主席来说，这一趟也把战争年代断开的两代亲人重新接到了一起。

此后的联系并未停止。
毛主席继续给向振熙寄生活费。1960年老人九十寿辰，他又寄去钱款致意。换句话说，1962年的丧电到来之前，这种照料已经延续多年。向振熙并非一个多年没有往来的远亲，而是一位一直受到问候和照顾的老人。

这也使500元悼仪有了不同的分量。如果只是完成一般亲属礼数，寄钱、致哀，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毛主席却继续处理墓葬。他提出让向振熙与杨开慧同穴，把母亲重新送回女儿身边。

“同穴”两个字，恰好把几十年的关系拢到了一处。
1920年代，向振熙曾在清水塘替年轻夫妻照看家庭；1930年，她失去了女儿；1949年后，毛主席重新与杨家联系；1950年让毛岸英回湘祝寿；此后继续接济老人；到了1962年，又过问她死后的归宿。

这样看，“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便不是一句丧事中的客套话。它前面有几十年的实际往来托着。

这里还存在一个容易混在一起的区别。
毛主席怀念杨开慧，与他继续承担对杨家的亲属责任，两者彼此相关，却不能完全画等号。

向振熙受到长期照料，一方面因为她是杨开慧的母亲，另一方面也因为她曾真实进入毛主席早年的家庭生活，在最艰难的革命岁月里照料过这个小家庭。

感情、责任和旧日共同生活叠在一起，才构成了1962年那封信的分量。

七年后，信里的安排有了实体结果。
1969年，杨开慧和向振熙的葬棺迁至陵园中央，母女安葬在一处。具体迁葬由当地有关方面实际实施，不能全部算在毛主席个人名下，但1962年那封信已经明确提出了母女同穴的意见。

从清水塘一间忙乱的小家，到板仓的一座墓，中间隔着近半个世纪。

杨开慧没有等到新中国成立，向振熙却一直活到了九十多岁。女儿走后32年，老人去世，毛主席给长沙写下的仍是那句话：“我们两家同是一家。”

又过七年，母女的棺木真正并在了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