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胃口实在太大了！印度大使的意思是，如果中国政府管不住本国公民，印度就要派人来管了，比如已经有印度专家要求中国公司聘用印度人做CEO，把一切都交给印度人管理，然后可能还有警察局和法院，拿着大棍的啤酒肚儿黑脸城管也会随之出现。
外交场合有时候很像饭桌。客人说菜淡了，主人可以听；客人要是顺手把菜单、厨房钥匙和账本一起拿走，味道就完全变了。二零二六年七月底，印度驻华使馆在北京举行近年来首次开放日，在华印度人士集中谈到网络内容、工作签证和配偶就业等问题，一场领事沟通活动，很快被外界读出了更多意味。
这次活动的主角是印度驻华大使魏嘉盟。他今年五月到任。现场印度侨民提出的诉求包括对中国社交媒体上一些涉及印度、印度文化和饮食的负面内容不满，希望获得更多工作签证，也希望随行配偶就业更加方便。魏嘉盟表示，使馆会改善领事服务、扩大文化交流，并考虑建立法律专业人士支持机制。
这些话放在外交范围内并不稀奇。使馆帮助本国公民处理签证、劳动纠纷和法律问题，是正常职责。可使馆能提供帮助，不等于能够替东道国制定就业规则，更不等于外国公民提出要求后，中国就必须照单全收。
中国对外国人就业有明确制度。外国人在中国工作，需要符合条件并依法取得工作许可和相应居留证件。随行家属不会因为配偶已经在中国就业，就自动获得工作资格。真想工作，可以按照中国规定申请。门是开的，但门口有门槛，不能因为客人觉得抬腿麻烦，就把门槛锯掉。
网络内容也是一样。印度方面可以通过外交渠道表达关切，也可以通过文化交流增进理解，但中国的网络治理由中国依法负责。如果把这种诉求无限延伸，国际交往恐怕要开成跨国物业大会。
更值得玩味的是另一件事。二零二三年，印度方面曾要求部分在印度经营的中国手机企业提高本地化程度，相关要求涉及引入印度合作伙伴、使用印度分销体系，并让更多印度籍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技术官等关键职位，涉及小米、欧珀、维沃、真我等企业。
这套逻辑很直白。中国企业到了印度，要更多用印度人、找印度伙伴、接受印度监管。既然印度认为这是自己的市场规则，那么同样的逻辑回到中国也应当成立。印度公民来到中国工作，同样要尊重中国的劳动、签证和社会治理制度。
不能出现一种奇怪的双向单行道。中国企业在印度时，印度强调安全、就业、本地化和监管；印度人员在中国时，却希望签证更松、家属就业更方便，网络舆论也最好照顾自己的感受。算盘珠子如果总往一个方向拨，声音再清脆，也很难叫公平。
印度自己的投资政策也并非毫无遮拦。二零二零年以来，印度对来自与其陆地接壤国家的投资设置政府审批要求。二零二六年三月，印度又调整相关规则，对部分非控股的小比例投资给予便利，并为电子元件、资本品等特定制造领域设置更明确的审批时限，但特定项目仍强调印度居民保持多数持股和控制权。
这说明人员往来、企业投资和国家治理从来不是一回事。欢迎投资不等于放弃监管，欢迎人才也不等于取消许可。印度可以这样做，中国当然更有权依照自身法律处理外国人在华就业、经营和社会活动。

中印关系也没有停在互相递清单的阶段。二零二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两国外长在马尼拉会见。八月六日，中印又举行第三十六次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会议。双方仍保持沟通，这说明两个大国真正需要的是处理分歧、扩大合作，而不是把每个领事问题都升级成政治角力。

印度若希望本国公民在中国获得更便利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最有效的办法不是不断加长愿望清单，而是推动真正对等的人员与企业待遇。中国企业在印度能不能获得稳定、公平、可预期的经营环境，同样应该成为这张答卷的一部分。
国际交往讲究礼尚往来，不是礼往这边来，规矩往那边走。中印都有庞大市场，也都有自己的发展利益。合作的大门可以越开越宽，但钥匙必须握在主人手里。尊重中国法律、尊重中国治理权，是任何外国机构和公民在中国开展活动的基本前提。
开放不是没有边界，友好也不是没有原则。真正成熟的中印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对等安排之上。谁都不需要跑到对方家里当监工，更不需要替对方管理厨房、公司和街道。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别人的规则尊重好，这才是两个大国相处最体面、也最稳妥的方式。